12月14日（华盛顿时间），柴泽民去白宫见布热津斯基，讨论正常化后两国的互访安排。柴泽民说，看来一切都很顺利，尤其是美国同意终止对台军售之后。布热津斯基反驳说，不是这么回事。是在1979年这一年中美国不再向台湾出售新的武器，此后，美国将恢复向台湾出售有限的防御性武器。柴泽民不胜诧异，这显然与他原来所理解的不同。布热津斯基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原来在这个最敏感的售台武器问题上，双方并没有取得一致，甚至还存在着误解。会见柴泽民后，布热津斯基立即致电伍德科克询问，中方是否了解，从1980年起，美国将恢复对台湾出售武器。伍德科克和芮效俭报告说，他们阅读了所有的谈判记录，关于这一点曾“含蓄”地提到。但白宫仍不放心。卡特总统指示布热津斯基，除非中方了解，他可以向国会保证，在正常化后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援助仍将继续，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不可能的。自然，售台武器是有限的、是防御性的，但美国总统要保留这个权利。

布热津斯基即刻致电伍德科克，要他紧急求见邓小平，向他说明，在正常化后美国要保留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的权力。这时，离预定发表公报的时间只剩下10几个小时了。12月15日下午4时左右，伍德科克和芮效俭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人民大会堂。当他们说明来意后，邓小平怒不可遏，他说，我们绝对不能同意，我们坚决反对，这是不可能的，不能允许的。邓小平说完后，伍德科克说道，正常化是至关重要的，正常化后一切都会发生变化。在过渡时期，不但中美关系会发生变化，而且海峡两岸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最后，邓小平说，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争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反的作用。邓小平决定，先与美国建交，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建交之后接着谈。他说，他保留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伍德科克无权表示同意，但表示他将立即向华盛顿如实汇报。92

这时，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刚刚结束，两天前，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这个报告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号角，成为即将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在国内政策上做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的同时，也在外交政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抉择。

当布热津斯基15日一早（华盛顿时间）到办公室时，伍德科克的电报已经放在他的桌上了。他立即接受了这种新的安排，并去向卡特报告。8时45分，布热津斯基约见柴泽民，向他说明了最新的事态，但解释说，美国不可能将对台军售保守秘密，这是不现实的。国会中会吵吵嚷嚷，台湾也会将它公开。但他又保证，美国不会主动公布对台军售的消息。“如果被问到”，美国政府会说，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终止后，美国仍将向台湾有选择地出售防御性武器，但以不损害该地区的和平的前景为原则。“如果被问到”，美国政府将表示，中国政府反对这种军售，但双方同意关系实现正常化。布热津斯基要柴泽民立即向邓小平汇报。93

15日晚，伍德科克和芮效俭几乎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在整个联络处，只有他们两人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这是对联络处美方工作人员都严格保密的。他们还在等待华盛顿的一个电文，华盛顿将把即将做出的声明通知他们。凌晨两点多种（北京时间），华盛顿的电文到了。芮效俭立即将它送往中国政府外交部。16日是星期六，伍德科克没有让联络处工作人员休息，相反，他召集了全体美方工作人员（约三十人）会议，向他们宣布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工作人员的惊喜是可想而知的。然后，他们都留在会议室，等待着那一重要时刻的到来，从短波收音机里收听卡特总统的广播讲话。94

1978年12月16日上午10时（华盛顿时间15日晚9时），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和美国总统卡特在各自国家首都同时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公报说，两国商定自1979年1月1 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并将于1979年3月1日互派大使并建立大使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公报还说，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95

同时，中美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声明。美国政府的声明说:

1979年1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将通知台湾，结束外交关系，美国和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按照条约的规定予以终止。美国还声明，在四个月内从台湾撤出美方余留的军事人员。

今后，美国人民和台湾人民将在没有官方政府代表机构，也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关系。

本政府将寻求调整我们的法律和规章，以便在正常化以后的新情况下得以（与台湾）保持商务、文化和其他非政府的关系。

美国深信，台湾人民将有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并期望台湾问题将由中国人自己和平地加以解决。96

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解决台湾归回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声明还表示，应美国政府的邀请，邓小平副总理将于1979年1月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当记者问到 “是否允许美国继续向台湾提供用于防务目的的军事设备”时，华国锋说:

美方在谈判中曾提到在正常化后美方将继续有限度地向台湾出售防御性的武器。对此，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在谈判中，中国多次地明确表明了我们的态度。我们认为，在两国关系正常化后，美方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不符合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不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将产生不利的影响。这就是说，我们之间有不同的观点，有分歧，但我们还是达成了公报。97

当华国锋总理在人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时，邓小平在后台坐阵。邓小平是中美建交这精彩一幕中国方面的总导演，这样说是恰如其分的。

卡特总统在对全国的电视讲话中说:“中国作为一个占全球1/4人口的富有才能的人民组成的国家，在世界事务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在今后的年代中只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美中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而且我相信，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但他同时也说:“我们继续对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感兴趣。我特别注意我国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化不要损害台湾人民的福利。”接着，卡特又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他高度评价了尼克松和福特总统为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作的努力，也赞扬了伍德科克的杰出工作。他说，“我们从中所能得到的最大好处之一是，我们既能同台湾，同台湾人民继续保持牢固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又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几乎十亿人民发展新的繁荣的贸易关系。”98

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史上的大事，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大事。从1949年以来，中美两国有过热战，又有过冷战，有过长期的对抗和隔绝，两国都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美建交结束了两国关系长期的不正常状态，使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两国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中美建交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杰出卓越的政治智慧的结晶。这一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开始的过程经过8年艰辛努力现在结出了硕果。99 中美关系正常化也是国际关系中的大事。它有利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它有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为通过和平协商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树立了一个榜样。

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于两岸关系也是一个促进。虽然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台湾当局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从而迫使台湾当局必须面对新的形势。1979年1月1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既坚持了决心使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原则立场，又表明了和平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灵活态度。1月2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代表团时谈到:我们尊重台湾的现实，允许美国、日本在内的各国同台湾继续保持民间商务、投资等关系。但“中华民国”的旗子要降下来才行。我们不能允许有什么“两个中国”。在谈到反对中美建交的美国参议员高华德时，邓小平诚恳地说，如果他来，我们会高兴地会见他，并从从容容地进行讨论，不会吵架。5日，邓小平在会见27位美国来访的记者时再次全面阐明了中国政府关于台湾的政策。他说:

在双方达成建交协议的时候，卡特总统曾经表示一种愿望，希望能够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注意到这个愿望，但是我们同时也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当然力求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但是究竟可不可能，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承担这么一个义务:除了和平方式以外不能用其他方式来实现统一祖国的愿望。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手捆起来，反而会妨碍和平解决台湾这个良好的愿望。至于时间表，中国是有耐心的。100

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的这些讲话及此后的另一些表态，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合乎情理，顺乎民心，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1979年1月1日是中美正式建交的日子。这天上午，邓小平致电卡特总统，热烈祝贺两国建交。下午，他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的会议上作了一个讲话。他说:

今天是1979年元旦，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不同于过去的元旦，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第二，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第三，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因此，今年这个元旦是值得特别高兴的日子。211

在这里，邓小平把中美建交与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祖国统一大业相提并论，足见他对中美建交的重视。晚上，他出席了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为中美建交举行的招待会。在祝酒时，他特别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中美建交对于发展两国关系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深远影响，必将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