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三日，希特勒指示外交部告诉捷克斯洛伐克公使，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德军在德捷边界集结的传闻“毫无根据”。二十六日，汉莱因奉希特勒之命恢复了同捷政府的谈判。五月危机得以暂时缓和。

但是在德国，希特勒一怒之下隐居了起来。他有一个星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希特勒的报复心理使他把丢人的起因和责任紧扣在贝奈斯和捷克斯洛伐克人身上。

因为如果布拉格政府不进行动员，法、苏就不会支持他们，英国也就不会发出那个模棱两可的警告。他感到不快，必须让贝奈斯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为此而受到惩罚，感受他的报复的全部分量。

五月危机中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立场和英、法、苏不同程度的对德强硬态度以及危机最终得到缓解的结果都表明，面对法西斯的侵略，只要有关国家携手合作，坚决抵抗，采取坚定的集体安全立场，侵略行为是可以制止的，和平是可以维护的。

但是，英、法在五月危机中所表现的较强硬的立场并不意味着它们放弃了既定的绥靖战略。他们的目的仍是不惜任何代价维持“和平”。因此，到七月二十六日，张伯伦派沃尔特·伦西曼勋爵以“非官方身份”赴捷“调查”并充当苏台德德意志人党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调解人”，为英法“普遍的绥靖”政策开辟道路。

伦西曼奔走于苏台德和布拉格之间，不断胁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企图以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为代价达成英德妥协。

在压力下，为了赢得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贝奈斯总统准备作出一个最后的让步。

于是，九月四日，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领袖孔德和西伯科夫斯基被召到赫拉德欣宫，受到了贝奈斯总统的温和而镇静的接待。

贝奈斯不说任何开场白就把一张白纸推到他们面前，说:“请把你们党关于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全部要求写下来。我预先答应你们，我会立即满足这些要求。”

孔德好像挨了雷击，难以置信地盯着总统。而西伯科夫斯基则生气地坐在那儿，一声不吭。

“来吧，真的。写啊！”总统说。

苏台德领袖们依旧不愿意动手写。他们坐立不安。这同他们期望从这次会见中得到的截然不同。他们原来准备遇到的是不妥协。

“好吧，如果你们不愿意写，我来写。”总统说，“要写什么，你们告诉我。”

他把那张白纸拉到自己面前，拧开他的自来水笔，坐着等他们。

这样，在苏台德德意志人党领袖的口授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写下了后来成为“第四号计划”的东西。然后，他签署了抄本，把它交给了孔德和西伯科夫斯基。

除了拒不接受捷克斯洛伐克应该扭转其外交政策这一要求外，“第四号计划”确实体现了“卡尔斯巴德纲领”的几乎所有八点，包括要在一个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中为一部分居民建立一个法西斯的政权这一点。

见奈斯总统把“第四号计划”交给伦西曼勋爵的时候，在一份随文附送的照会中说得非常清楚，这些最后的让步是他以及他的政府在英、法外交代表的直接压力下作出的。但是，他的看法是:“由于柏林政府的众所周知的计划以及汉莱因党的目标”，甚至这项建议德国人也不见得会接受。

果然，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他们高到极点的要求做出了无条件的让步，使苏台德阵营惊恐万状。

“天哪！他们把什么都给了我们了！”九月五日，当“第四号计划”在党的秘密会议上宣读的时候，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副头目卡尔·弗兰克大惊失色地喊道。

立即，详情被用电话报告给了在阿舍的汉莱因。汉莱因也发现这种情况丝毫也不合他的胃口，于是不等文本送到，他就于第二天清晨前往德国。并且，他发现在柏林和苏台德的情况一样，也对捷克的投降普遍感到惊恐万状。

好在有一棵救命的稻草被及时地抓住了。九月七日清晨，在莫劳斯卡－奥斯拉瓦的一次游行示威中，据说一个苏台德德意志人党的代表被一名捷克骑警用马鞭抽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