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幸，分裂是小农经济的根性。因此，在一个统一政权的内部，始终是孕育着分裂的根源。为了对付这些分裂的因素，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中央集权，抑制分裂的发生。中国历史上的集权思想十分成熟，比较完整的提出一套集权理论的，是汉代的董仲舒。又是汉代，这个周边耕地已经被完全征服的时代。这两者绝对不是巧合的相遇。汉代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了中央集权的必要性，所以提出了相应的大一统理论。这是中华文明求生本能表现之一。

相比之下，欧洲文明实在是太幸运了。他们根本不用为这些问题操心。发达的商业传统使中世纪的欧洲依然可以从海外进口大量的粮食，他们的生存几乎不用担心。他们不用面临文明灭亡的危险，他们所唯一的经历过的有可能带来文明灭亡的是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马队，但是蒙古马队并没有攻到欧洲的心脏地带去。1241年，已经攻入波兰、奥地利的拔都得到蒙古大汗窝阔台死去的消息，停止了节节胜利的西征，欧洲的文明得以保全。

欧洲文明发达的商业传统不仅仅保证了欧洲的粮食供给，而且给手工业以支持。欧洲人知道，手工业品可以换来面包。工业品通过商业贸易可以换取粮食维持自己生存，手工业继续发展的结果，就是城市的形成、工业时代的到来和资本主义的兴起。

在欧洲城市形成、手工业发展，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呼之欲出的时候，远东的中华文明还在为自己的生存做艰苦的斗争。中华文明在跟自己生存的基础——农耕文明斗。很可悲，虽然中华文明斗争的对象是小农经济的分裂性，但是中华文明不得不走上小农经济这条道路。因为它没有别的出路。它无法像欧洲那样发展手工业，因为金银玉帛，饥不能食，寒不能衣，手工业产品不能转化为维持自己生存的粮食。

这种斗争的表现就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表象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在不断的分分合合中，中央集权一步又一步的不断加强。一定程度上，王朝政府集权政策，能够代表中华文明的利益，属下的分裂势力往往是农耕经济分裂性的总代表。一旦政府陷入腐败，对地方的控制有所削弱，分裂势力就会活跃起来，导致国家的分裂。分裂是下一次国家统一的开始，统一是必然趋势。等到分裂结束、国家统一以后，政府就会更加注重对集权政治的建设。如此循环，集权不断的加强。以至于到了明清时期的中国，中央集权的强大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小农经济的根性依然存在，斗争还将继续发展下去。解决这个斗争的唯一方式，就是用新的经济力量打碎小农经济体系。这种商业经济力量必须得到世界横向的联系加强的支持，能够有足够的商业条件保证。按照当时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来看，要走到这一步，虽说有希望，但是很艰难。

欧洲城市形成以后，由于城市是自发形成的，而且城市是一个工商业的据点，所以城市需要民主化的管理方式。欧洲文明民主的传统在这里得到了发扬光大。在资本主义兴起以后，民主和自由更加符合资本主义政府对欧洲经济的管理需要，因此民主和自由更加成为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

至此，欧洲和中华文明的两条道路已经完全形成，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在晚清以后，中国紧锁的国门被资本主义列强所打开，小农经济基础被打碎，中国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对中华文明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一过程带来的巨大的痛苦，是每一个中国人不能忘却的。

综上所述，我对比欧洲文明的情况，提出了自己对中国集权政治产生发展原因解释。最后简单的概括，中国集权的产生是由于中国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农耕文明的特点造成的。在人口增加的压力下，封闭的地理环境无法提供更多的耕地来生产粮食，只有实施集权政治，才能够保证有限的耕地养活整个文明。未来的社会中，世界的横向联系大大加强，中华文明的粮食问题不像古代那样捉襟见肘，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政治的稳定，这样才是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