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攻占全国的是可行的。在战国的初期，全国统一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显，关键就是看谁来实施统一了。历史选择了秦这个军事最为强大的国家。

可以这么说，春秋时代的征战，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战国时期的统一战争，是为了“能够生活下去”。这个转变，是人口增长、耕地有限带来的，这样，全国的统一成为了现实。

在西方国家，这个挑战基本上不存在。西方文明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西方文明不必要为这个问题烦恼。我们来看一下公元200年左右基督教作家特图良的文字:

“的确，只要放眼看一看世界，就可以知道土地耕种日多，人丁日益兴旺。现在的一切地方都可畅通，为人们所熟悉，便于商业经营。……山地已经播种了，山峪碎石已经扫除了；沼地已经排干了；……到处可看见屋宇、人群、文治和文明。稠密的居民到处出现在我们眼前。世界已经被我们挤满。自然物资已经难于维持我们了。……”

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明也面临这样的困惑，人口增多，耕地不足。但是西方文明有很多方法排解人口增长、耕地有限带来了压力。首先，与东方的中华文明不同，西方文明粮食的来源有两条路:自己耕种和对外购买。也就是说，为了养活自己的人口，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对外扩张获得大量的耕地和对外购买这三个途径获得。其中，第三个方式是最适合西方文明条件的。还记得爱琴文明吗？它天生就是大海的文明，西方文明发源在海边，本身航海业就十分发达，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南面还有盛产粮食的西班牙、埃及和古巴比伦。这样好的环境为西方的商业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条件。地中海上的商业发展很快，古罗马帝国有多处很好的港口，从各地输入粮食。请看下面文字

“在政府的控制下，甚至由政府专利的粮食贸易，是一种巨大而有厚利可图的事业。麦子从撒地尼亚、西西里、西班牙、非洲尤其是从埃及输入，埃及每年供给二千万摩第（modius罗马计量单位，约两加伦）麦子。”（汤普孙《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第2页）

本来就十分繁荣的商业成了粮食输入的最好途径，扩大耕地数量和提高农业生产力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保证贸易的畅通无阻，成为欧洲文明内各国政府的首要工作。商业贸易中灵活、多变的营销手段是赢得竞争的重要因素，不同的商家、行业、甚至每一比交易各有各自的个性。要求人要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发展自己的营销技巧。这样就要求政府面向大众，容易形成民主化的管理。

其次，欧洲面临人口压力还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殖民。大量的向海外殖民不论是古希腊时期还是古罗马时期都有存在。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面临人口的压力，中华文明的出路显得十分单调，在农耕技术没有突破性进展的时候，只有依靠片面的增加耕地数量实现农产品的增长，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农业封闭单位对另外一个农业封闭单位的耕地的征服，武力入侵的后果必然是其中一个最强大的单位最后兼并了所有的耕地。不用言明，在中国，这个单位是秦。而在西方，有多种方式排解耕地不足带来的生存压力，海外贸易无非是最好的选择，和平，而且安全。

三、在挑战下的求生

一九九五年七月三日的《中国人口报》上登载了古代中国人口数量的大致略表。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的人口数量为约两千万，到了西汉平帝二年（公元二年）人口数量急剧上升到了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人。人口数量是战国时期的三倍！面对如此迅速增加的人口，汉朝政府如何面对呢？从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方法暂时还很管用:扩张。首先是要平定内部的叛乱。然后是四面八方的出击。汉武帝先后三次向匈奴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取得胜利，并且汉武帝还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大宛巩固了对西域的统治。南方和东南方面，汉武帝还征服了南粤、西南夷、东瓯和闽粤等政权。汉武帝发动这些侵略战争的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争夺耕地，在征服了这些地区以后，汉武帝所作的，是大量的移民，公元前一一九年，曾一次就向西部地区移民了七十余万口，在过去匈奴人出没的地区“设立田官，都戍卒屯田，官供给牛更谷种，以前的草原牧场，现在变成了使用牛犁的农业区。”（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二册一百零六页）河西四郡，后来人口达到了二十余万，经济文化都发展很快。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在匈奴出没的荒芜地区取得耕地、扩大粮食产量来维持整个中华文明的生存。

但是征服的范围也是有限的，不妨来看一下地图。当时汉帝国的北方，是蒙古高原和西伯利亚高原，东北是寒冷的大小兴安岭等地，东边、东南南边是大海，西南是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四周没有适合耕种的地区。西边已经征服到河西走廊和甘肃、青海等地，在往西边去，就是沙漠和帕米尔高原了。即使把那些再往西边的地区攻占下来土地，但是那些土地又不能耕作，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因此，汉武帝的征服步伐也就停止在这里。这样的一个范围基本上在以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没有太多的变化，原因就是在这里。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它的疆域不能用农耕文明的规律去看待。

现实情况是:可以供征服的耕地已经大多数被征服了，难道中华文明就此就要终结了吗？当然不是的。征服耕地的目的是增加粮食的产量，耕地被征服完了，粮食的产量还是有提高的余地的。中华文明不像欧洲文明那么幸运，中华文明的周边没有大量生产粮食的地区以便中华文明来购买，要是通过丝绸之路向埃及、巴比伦、印度购买的话，路途遥远，未免成本太高。东海对岸的日本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粮食产地，大海的对过是辽阔的太平洋，著名航海家徐福对大海做了探险，可惜没有找到一个像埃及那样的粮食产地。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中华文明寻找了很多的办法。首先是加大开垦荒地的力度。由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鼓励开垦荒地的君主正是汉朝时候的汉惠帝。之后历代贤君，也都有鼓励开垦荒地的政策，但是在汉朝以前我们很少能看到有鼓励开垦荒地的政策。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和耕地不足，开垦荒地也许是中华文明面临粮食危机的一个本能的求生反应吧！汉朝的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粮食的生产。金银玉帛，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只有正正经经的生产粮食，才是最高贵的职业。正是中华文明求生本能的体现。其次的是提高农业生产技术，限制商业的发展，保证农业人口数量，如果人口都从商了，农业人口如何保证？汉武帝还推行赵过等人的新田器和耕作技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提高农业的产量。第三是兴修水利，使农业灾害发生的损害达到最小，同自然作斗争。

以上的做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充分的发挥有限耕地的潜力，最大限度的提高粮食产量。但是要更好的做到这些，还有一个最根本的条件，就是要保证中央集权的政治条件。

如果分裂的话，有限的耕地将会成为分裂势力争夺的目标，那样，战争将会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打击，而且战争的最后还是会形成一个新的集权国家。那样一个循环下来，农业生产损失巨大、外族也会趁机入侵。所以中华文明客观上要求一个统一的政权和一个巩固的国家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