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除思想羁绊

钱从哪儿来？

邓小平的两次谈话，为尚没有方向感的具体操作者，指明了方向。

1978年9月，城市住宅建设会议在京召开，会议传达了复出一年多的邓小平的一次谈话。邓小平说，“解决住房问题能不能路子宽些，譬如允许私人建房或者私建公助，分期付款，把私人手中的钱动员出来，国家解决材料，这方面潜力不小。”此时，距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还有3个月时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针对住房问题，邓小平再一次说，“城镇居民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不但新房可以出售，老房子也可以出售，可以一次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10年、15年付清。住宅出售后，房租恐怕要调整，要联系房价调整房租，使人们考虑到买房合算，对低工资的职工要给予补贴。”

然而，在计划经济已经实行了近30年的中国，城镇职工自己建房、购房向来被认为是发展私有制，“首先要解决的，是观念问题。”张元端说，在整个国家的经济航向逐步转向商品经济甚至市场经济的时候，要让人们接受住房也是一种商品的观念，要让老百姓习惯自己掏钱租房，自己掏钱买房。

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苏星发表在《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为即将进行的改革，找到了理论依据。

1980年1月，重新回到杂志社经济部主任岗位上的苏星，在《红旗》杂志第二期发表了《怎样使住宅问题解决得快些》的文章。从上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对中国城镇住房制度进行研究的他，在这篇文章中解决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证出住宅是个人消费品，而且依然是商品，私人购房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矛盾。

试点的探索

突破了理论困境，住房改革的实践，便在邓小平划定的“提高租金，出售公房”的圈子里，开始试点。

最初的试点，于1982年在四平、常州、郑州、沙市四地起步，并以点状逐步向全国分散，到1985年底，全国已有1604个城市和300个县镇在进行住房改革的试点，共向个人出售了1095.8万平方米的住宅。在各地自主改革的基础上，1986年，国务院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又启动了烟台、唐山、蚌埠三个城市的综合配套改革。

“这些试点大同小异，总的思路就是找钱，想什么办法，才能弄来建房的钱。当时能考虑到的就是卖房子和提高租金这两条路，把新建住宅出售给职工个人，提高房租，把拿到的钱再投入到新的住房建设上。”社科院财贸研究所研究员、房改制度研究专家汪莉娜说，无论是哪一种办法，都有一个问题回避不了，老百姓是否有购房的意愿和能力。

此时，中国的改革刚刚推进到城市，企业正在进行扩权让利的探索，职工工资的改革尚未全面启动。

烟台市民宫建华当时每个月工资只有52元，根据烟台的试点方案，即使在给了各种优惠后，买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仍然需要2万元，相当于她不吃不喝30余年的工资。

不仅没有能力买，她还有很多顾虑。

“买房就是有私产，谁还敢买房子。再说，住公家的房子，不仅房租低，水管坏了有人修，灯泡坏了有人换，干吗要买房子。”

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上世纪80年代，这是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想法。

提租的改革，也阻力重重。根据烟台的方案，考虑到职工的承受能力，房租提高后，由企业按照职工工资的29％给职工发放住房券，这部分房租上涨的压力，实际由企业承担，成为正在放权让利的企业的一个大包袱。这个包袱，在1988年的通货膨胀压力下，而越发显得沉重。

最终，在企业的反对和各地出现的贱卖公房的风潮中，这些在各地进行的试点被叫停或不了了之。

“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这个时候的改革，并没有进行制度设计和全盘的考虑。在政府财力不足，企业面临转制的情况下，‘甩包袱’是政府政策选择的初衷，企业改革、金融改革都滞后于住房改革，不能提供很好的支持。”汪莉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