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共产国际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建设的关系

学者认为，在红军长征以前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和控制着中共自身建设，成为中共和中国革命恢复、发展和遭受挫折的决定性因素。

共产国际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自身建设的关系，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

金冲及对这一时期党的三次“左”倾错误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它们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切关系，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影响下发生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更是完全倚仗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巨大威望和组织约束力，才取得支配地位并持续四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惨重损失。远在万里之外的共产国际很难做到准确估量不断变动的形势，真正从实际出发指导中国革命。

汤涛认为，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失败后及时调整方针政策，在党的建设一些方面的正确指导加速了中共组织的恢复与发展，为中国革命走向复兴提供了重要条件；另一方面，“第三时期”理论、对党员成分的错误认识、破坏党内民主、盲目推行联共（布）党建模式等消极因素，却又使中共走了许多弯路，遭受了重大损失。

关于共产国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学者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关于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关系，以往的研究通常是割裂毛泽东思想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只看到两者对抗斗争的一面，只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独创性，而忽视了其辩证统一的一面，没有深入探究毛泽东思想的渊源关系和发展机制。近年来的研究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鲁振祥认为，这既是中共成立后多年探索和思考的产物，也是共产国际七大关于改变领导方法、工作方法和灵活具体地应用马列主义等精神，对中共起到重要思想解放作用的结果。而抗日战争前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在反对王明教条搬用共产国际“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原则的斗争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于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关系

学者认为，抗战期间虽然共产国际与中共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应该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历史性转折，发生于“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1935－1945年之间，所以抗战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研究，成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重点。学者们根据目前公布和披露的一些史料，对有关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关于西安事变，以往学者认为，中共在事变前后转向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是莫斯科所建议和指示的，并且季米特洛夫还对中共中央的领导能力表示怀疑，担心中共会妨碍统一战线的建立。杨奎松认为，实际情况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政策转变幅度的认识是不完全一致的，季米特洛夫对中共彻底转向统一战线的政策持保留态度，他担心的不是中共会妨碍统一战线的建立，而是中共会被统一战线所淹没。

关于延安整风，以往的研究只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解读这一事件及过程，对于共产国际的态度，至多是一般地推测莫斯科对此十分不满。延安整风正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问题的核心。杨奎松认为，实际上，共产国际对于发生在延安的一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由于苏德战争的关系，莫斯科这时主要关心的，还是如何维持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以确保中国继续抗日的问题。1943年底苏军转入反攻后，季米特洛夫开始对延安整风作出了反应，委婉地批评了中共的统战政策和在党内所实施的斗争，要求毛泽东不要展开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斗争。这种批评，是因为苏联情报机构提供了并不十分准确的有关整风的情报。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适当调整了整风的政策措施，并没有造成中共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恶化。

黄一兵研究了抗战期间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问题，认为它参与领导东北抗战，努力贯彻落实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抗战路线，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对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