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章第四节“分歧的焦点”第169到170页中提到，近代中国佛教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为佛教究竟是哲学还是宗教。哲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欧阳竟无，他视宗教为迷信，而佛法则为智信。据说日本人邀请他参加1925年东亚佛教大会时（欧阳本人后来并未参加，只派学生去了），特别留心不叫他“居士”，而是称“先生”，因为如果被称作“居士”的话，欧阳会看成是对自己的一种羞辱（One of the leading advocates of the philosophical approach was, of course, Ou-yang Ching-wu. He regarded religion as superstitious. When the Japanese invited him to the East Asian Buddhist Conference in 1925, they were careful to address him as“Mr.”，not as“Devotee”[chü-shih], the title commonly accorded Buddhist laymen, which he would have considered an insult）。尉迟酣认为，欧阳代表的这种态度，与中国人一贯尊敬哲学和学问有关，因为“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哲学是值得尊敬的，而宗教则否”（In the eyes of many Chinese, philosophy was respectable while religion was not）。这句话本来很好理解，但汉译却错翻成:“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哲学比宗教更使人敬而远之。”

第十一章第一节“佛教的现状”（第188-199页），专门重估流行的“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说”。既然佛教有“复兴”，前面就一定经历过“衰落”。“衰落”的征象之一，据说是佛经之绝版（Buddhist scriptures were out of print）。比如同杨仁山一道合译《大乘起信论》的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就在他写的回忆录中危言耸听地说过，他在中国北方徒然搜求“一流的佛教著作”（standard Buddhist works）而不得，在整个大清一百家书坊中竟无一家出售这类著作。汉译本将“一流的佛教著作”译作“佛教著作衡量标准”，请问这个“佛教著作衡量标准”，译者自己看得懂吗？尉迟酣指出李提摩太所说未免言过其实，而且自相矛盾。因为李提摩太写回忆录时完全清楚，仅江苏一省三十年来就一直在大规模刻印佛典，他自己还在1884年参访过其中的一家刻经处（也就是杨文会的金陵刻经处）。他甚至早就花了三十二英镑购下全套汉文大藏（Indeed, he had long since purchased a complete set of the Tripitaka for ￡32）。汉译把最后这句翻得面目全非:“确实，为寻找这部价值32美元的大藏，他已耗时多年了。”另外请注意，“￡32”是“32英镑”，汉译者误看成“32美元”（$32）了。

与李提摩太同时，还有别的西洋人记录了佛典刻印流通的情况:“也就在这个时期，另一位观察者记载了温州附近一个新寺庙，迎接珍贵龙藏的隆重典礼。‘所有法师……都盛装向它表示敬意’，表示当时龙藏已经在北京柏林寺印刷。”（At about this time another observer noted the pomp and ceremony with which a new monastery near Wenchow received“rom the north a valuable copy of the Buddhist classics”. The fact that“all the local mandarins...went out in full dress to pay honor to it”suggests that it was the Lung-tsang edition of the Tripitaka, Printed at the Po-lin Ssu in Peking.）原文第一句是转述苏慧廉（William Soothill）的回忆，其中并未明确提到这所温州附近新建寺院得到的大藏经是不是《龙藏》，仅说是“a valuable copy of the Buddhist classics”。在第二句里，尉迟酣才推论说有可能是北京柏林寺刷印的《龙藏》，这是因为“当地所有达官贵人（all the local mandarins，汉译误作”所有法师“）都盛装出席迎请这部大藏经”。很多迹象都表明，佛经绝版一说根本不能成立。

尉迟酣这本书有四个附录，我只能挑附录一“佛教期刊”（第226-228页）来批评一下。这个附录开列了不少民国佛教期刊，其中《中流杂记》（Chung-liu tsa-chih）应作《中流杂志》，该刊的出版单位“焦山寺”（Chiao Shan Seminary）应作“焦山佛学院”。《佛心丛刊》（欧阳竟无的学生姚伯年任编辑，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的发行处不是“广西”，而是北京西四牌楼“广济寺”（Kuang-chi Ssu）。《上海佛教居士林林刊》少写“林刊”两字。《通愿月刊》（T'ung-yüan yüeh-k'an[Common Vow Monthly]）应作《同愿月刊》，该刊出版机构“松竹寺”（Sung-chu Ssu）应作“嵩祝寺”。不知道嵩祝寺也还罢了，连当今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的广济寺都没看出来，译者王教授“中国佛教协会汉语系教材编审委员会咨询委员”这个兼职看来是白当了。

最后，不怕大家烦，还是说说那个老问题——中日人名还原和汉学家中文名翻译。汉译本在这一点上做得不好，比如“序言”中出现的“温斯顿·西恩（Winston Hsieh）”和“约·祖恩瓦尔（Zunvair Yue）”是谁？现在有本书叫《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黄光域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可以从中查出“温斯顿·西恩”不是老外，是中国人，叫谢文孙。“约·祖恩瓦尔”也是中国人，叫于振寰。“序言”中“西格鲁·马特苏默托（Shigeru Matsumoto）”和“马萨托西·拿伽托密（Masatoshi Nagatomi）”这两位，明显是日本人，恢复真身就是松本滋和永富正俊。此外，常见的汉学家汉文名，如“穆勒（Arthur E. Moule）”应作“慕雅德”，“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应作“福兰阁”，“高廷”（J. J. M. de Groot）应作“高延”，“布洛菲尔德（John Blofeld）”应作“蒲乐道”，“赫德士（Lewis Hodous）”应作“何乐益”，“保罗·科恩（Paul Cohen）”应作“柯文”，“大卫·罗伊”（David Roy）应作“芮效卫”等等等等，都不难查到，只看你想不想去查了。

上面只是抽样谈了谈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汉译本的很多错误和问题。若详细列举的话，虽百千万言不能尽吾意。很多人说，译书是难事苦事，不应苛责译者。这个我同意。但一部由上海名校师生十数人经手，花费十余年时间翻译出版的译籍，竟然还有这么多错误，中国的宗教史学乃至佛教史学到底是啥水平，不是也很清楚了吗？王雷泉教授在“译后记”里说:“翻译是我们学习的过程，也是培养学术新人的过程。”这话说的很没道理，您培养“学术新人”过足瘾了，但人家尉迟酣辛辛苦苦写出来的妙籍，哪里经得起您和您旗下的“学术新人”这番折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