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之精义

勿庸讳言，历史本身具有“看成败、论输赢”的道德虚无倾向，流氓打败贤良，君子斗不过小人，多少忠义之士惨遭奸佞暗算，这种事情充斥于每朝每代。惟其如此，历史学研究、教学和传播才更应有正确的价值标准，道德评判才应高于其它评判。

中国史学的正统其实一直是如此的，这体现于“春秋”史观。所谓“春秋”史观，一是记录史实，讲求信而有征；二是倡言人伦价值，褒善贬恶。这种历史观发轫于孔子的《春秋》，光大于司马迁的《史记》。“春秋”史观所主张的善恶褒贬，作为一种道德标准，蕴涵着中国特有的历史意识，体现着公正和永恒信念，并坚守着一种信仰:“行善者即使生前有德而无福，多经苦难，却定获善报；作恶者即使生前无德而有福，多享富贵，但定遭恶报，让后人唾骂”。

有论者指出，这种历史观颇类似于宗教，具有追罚罪恶和补偿善良的功能，维系华夏文明，捍卫着社会的正义与公平。而以笔者之见，这种历史观也像是一双犀利的眼睛，这双眼睛总能穿越迷雾和魔阵，看清世间真伪善恶。

遗憾的是，这种历史观在很长时间内被抛弃了，历史研究与教学遵循的是“生产力发展”和“历史规律”的价值标准。“历史规律”的执行官，无论是秦始皇还是曹操，都要肯定乃至歌颂；而“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的人，可以不受伦理道德的约束，可以“践踏无辜的小花”，可以草菅人命，可以造成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瓦砾成堆，这些都无妨他们的“圣明”和伟大。

显然，这种历史观和评价标准过于看重经济、物质方面，而忽略了精神与道德，或者说，这种标准主要强调了事功判断而忽略了价值道德判断。在这样的历史观庇护下，各种暴行及恶政都有了借口，无数人的死亡、苦难和不幸变得不值一提，人的尊严和生命遭到极大蔑视。

笔者以为，在今天，我们应该在去除其陈腐、不合时宜部分的前提下，恢复中国史学的道德传统，应理直气壮地倡言人伦价值，褒善贬恶，复原史学特有的警示、训诫、教化人心和维护正义的功能。如果说历史本身有一种优败劣胜的逆向淘汰怪象，有一种道德虚无色彩，那么历史学则要旗帜鲜明地褒善贬恶，以道德评判作为最高标准。

这样，历史学才能具有对邪恶和丑行的震慑作用，才能让那些权倾天下的人物感到害怕，正所谓“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当然，那种强调事功判断和“历史作用”的观念，虽有致命缺陷，却仍具合理成分，可在坚持道德评判的优先性下借鉴之。

凡为中国人，几乎都天生对历史有爱好，这是国人的文化习性，更是一种巨大的精神资源，只要我们阐扬正确的、蕴涵着道德评判的历史观，便能期待这种习性演化为一种正义的力量。让我们拭去蒙在那双历史之眼上的尘埃，这双眼睛会向被压迫、被蹂躏、被践踏的劳苦大众和妇女、儿童送上歉意，会为被诬陷、被害死的仁人志士伸冤，同时一刻不停地紧盯着那些残暴、阴险的罪魁和奸佞。

走笔至此，反观“百家讲坛”及各位主讲人，可以看出，其中受“春秋”史观影响者也有之，有人在讲课时也间或出现以道德标准评价人物的情形，只是主张不明，或寥寥数语而过，不成系统。笔者当然期待这种情况的改观。

（摘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吴小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