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直报怨

《论语？宪问》中我们看到，孔子不仅反对“以德报怨”，而且还明确提出“以直报怨”的观点。所谓“直”，《说文》:“直，正见也。从∟，从十，从目。”“正见”，就是正视、直视。孔子还曾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这样看来“以直报怨”作为一种处世态度，其基础在于儒家的“直道”。

然而，这种“直道”的内涵，却并非如此简单。《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酰焉，乞诸邻而与之。’”有人向微生高乞醋，他没有，却并不直说自己没有，转而乞诸其邻而与之。有人认为微生高为人“直”，孔子不以为然，为何？是即是，非即非，有便有，无便无，这才称得上“直”。这种“直”，作为一种人格标准，应该是以“实诚”为特征的。

孔子“直道”的这种“实诚”特征，在另一则材料中表现得更为清楚。《论语？子路》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立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看来，孔子是不赞成直躬的行为的。他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似乎有害“直道”，但清人程瑶田却给了很好的解释。

他说:“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为、等级、界限，无意、必、固、我于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则所谓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也。”这就是说，“出于其心之诚”，甚至不掩饰私心，也属于“直道”的表现。这种直，当然与“实诚”有联系，它以率直为其特征。

“直躬”的故事也见于《韩非子》。《韩非子？五蠹》载:“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这就是说，“孝”并非要一意曲从、是非不分，而是要明白何为大义，以“信”为前提，在父母未为不善时，力谏；父母已为不善时，勇于自己承担。父亲做了坏事甚至犯了法，儿子出于“直”要指证父亲，但儿子要遵守孝道，出于“孝”要替父亲承担责任。这是法家对“直”的人格要求。

这样，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孔子的“直道”是以实诚率直为特征，而法家的直道是以信义公正为特征。孔子的“以直报怨”是指率性而为，以不违背自己的本意为原则。但孔子的观点，却被后代许多经学家所误解，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言曰:“言人之所以生于世而自终者，以其正直也。”又引包咸言曰:“诬枉正直之道而亦生，是幸而免。”人以正直立身，所以对待情感也应当以正直的态度处置，这马融、包咸、何晏等所理解的“直”。

朱熹《四书集注》也说:“直道，无私曲也。”“以此民，即三代之时所以善其善、恶其恶而无所私曲之民。”那就是说，一方面要“善其善”，另一方面则要“恶其恶”。对待仇怨，要“恶其恶”，要用不偏不倚、正直无私的态度去响应。

朱熹《论语或问》还说:“或问:‘以德报怨，亦可谓忠且厚矣。而夫子不之许何哉？’曰:‘德有大小，皆所当报，而怨则有公私曲直之不同，故圣人之教，使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直云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胜直。当报则报，不当则止，是则虽曰报怨，而岂害其为公平忠厚哉？然而圣人终不使人忘怨，而没其报复之名者，亦以见夫君父之仇，有不得不报者，而伸乎忠臣孝子之心耳。’”朱熹对“以直报怨”理解与解释，体现出明辨是非、大公无私的公平、公正的原则。这种解释，与孔子的初始意义相去甚远，而与法家的观点若合符节。

同样，佛家就此所作的解释，也有微妙的变化，“以直报怨”变成了“以直忘怨”。明代智旭大师说:“达得怨亲平等，方是‘直’。若见有怨，而强欲以德报之，正是人我是非未化处。‘怨’宜忘，故报之以‘直’，谓不见有‘怨’也；‘德’不可忘，故报之以‘德’，谓知恩报恩也。”他所理解的“以直报怨”重在怨亲平等，直心而忘怨，泯灭恩仇，它包含了“坐忘”的禅理禅意，体现了“平等”的观念。

总之，古人对“以怨报怨”多取否定态度，而对“以德报怨”、“以直报怨”理解、解释、取舍，有同有异。这些现象，固然反映出文献理解的正误，但同时也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弹性与普适性。了解这些，不仅对我们理解和解释历史文化有帮助，同时也对今人处事、处世，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