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文革”并非因“权力斗争”

西方有些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一来，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二来，毛泽东当时如果要打倒某个或某些人并不困难，根本用不着“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进行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首先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

1976年9月24日，“李先念转达华国锋的意见:请叶帅考虑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解决‘四人帮’问题。叶剑英对李先念说:‘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只有你死，才能我活，没有调和的余地。’”10月2日，在华国锋、叶剑英共同商议下，决定以召开会议的方式，宣布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

●是否因抗美援朝而妨碍了台湾问题的解决

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是中国作出抗美援朝决策以前的事，根本不是什么“惹火烧身”，更谈不上因抗美援朝而妨碍了解决台湾问题。

写历史没感情很难有价值

金冲及在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大量引述国人当年各种爱国言论的同时，常常加以动情的议论，或褒或贬。由于工作关系，金冲及接触了大量档案，实际上他原来并不是搞党史的，50岁才改行搞党史。“半路出家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我脑子里没有什么框框。我还是按照习惯看档案，努力来回答一些问题。”

“有人认为写历史最好是纯客观的，不要有任何的感情。我想任何人，他所说的过去，怎么能够没有感情呢？谈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我想举个例子来说，中国最有名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因为司马迁爱憎分明，所以才写得那么好。”他一再强调，写历史没有感情，这个历史很难成为真正有价值的历史。

当然，他也反对因为感情而歪曲、改变历史事实。“不能因为感情改变历史事实，要有史德。”

对话金冲及:

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被低估

金冲及，1930年12月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近代史学者。先后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博导，198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2008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得此殊荣的第三人。

广州日报: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人很难写好当代史，您怎么看？

金冲及:我承认当代人有当代人的局限性，比如说有的事情我不便说，有的事情可能还未发现新的材料，也有一些事情需要隔远一点才看得更清楚一点，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后人在论述时也更加放得开，并且会有许多新的视角。但是另外一方面，后世人也有其局限性，后代人只能根据前人留下的书面材料来写历史，而大量的事实在书面材料里是没有的，你只有在那个事情里面经历过才能了解。所以，当代人和后代人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局限性，谁也不能代替谁。要写出一本谁都完全同意的历史书来，大概是很难做到的事情。我有一个社会责任感，必须考虑它对社会的后果。

广州日报:您在书中谈到晚清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掉手中的利益，一再错过改革的机遇，最后导致革命的爆发，这为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金冲及:不明智的人越在危机的情况下，越想把权力抓得紧紧的，更要排除一切可能发生的变动，因为怕威胁到他，这样最终都要垮台。甲午战争以后，清朝政府在财政经济上来讲，完全破产了，要向外国人借债，代价就是要付给外国人各种各样的权益，一切问题听从外国人的。所以，选择革命这条道路也是万不得已的事情。特别到了西太后死了以后，确实是没有一个驾驭局势的人，只能把它推倒。

广州日报:为何您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被低估了？

金冲及:过去讲“天地君亲师”，我们老百姓只是子民，谁要想把皇帝拉下马的话，就得准备舍得一身剐。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封建势力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稳定的统治秩序了。孙中山说，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子民是不是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人的观念起了很重要的变化。辛亥革命被一些人讥为只是“换掉招牌的革命”，我认为不能小看这块“招牌”，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待从1953年开始施行了39年的统购统销？

金冲及:这离不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假如说没有粮票、布票，一般老百姓连最起码的衣着、吃饭都不能保证。统购统销带来了布票、粮票、油票，那时也可以说是不得已的，事实上只能这样做。三年困难的时候，两千万人回乡了，是农民养不起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养不起那么大的工业了。大家听说城市发展了，工业增加了，都高兴，没有想到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村能够供应的力量跟不上了。

广州日报:您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论？

金冲及:中国自己的事情都忙不过来，还能威胁人家？欧美、日本、印度有一部分人叫得凶，他们感觉原本被压在底下的中国慢慢成长起来了，心里感到一种威胁，其实中国自己还顾不过来，只要人家不来惹我们就行了。

评论:

在我看来，金书最大特色有两点，一是它努力以“史”代论，且尽其所能地边叙边议，大胆直面作者不同意的各种观点。二是它字里行间充满了感情，作者大量引述国人当年各种爱国言论，并常常加以动情的议论，或褒或贬，皆以是否利国为标准。由此也就决定了金书与传统中共党史写法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作者明显地力图展现一种新的历史解读的方法。他既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又是中共党史研究界行政级别最高的专家，其得天独厚之处，当今无人能及左右。因此，他既可以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的身份来撰写从1840年至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中国历史，又可以以中共党史研究专家的身份来撰写上世纪50年代以后到二十世纪末的中共党史，如此两相贯通而成就此“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也就顺理成章了。

——历史学者杨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