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海内外不少人把维护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梁启超也处心积虑想把袁世凯往开明专制的路上引。不能说袁世凯脑子里没有新思想,晚清和民初的新政就是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实行的是开明政策;他是实行开明专制的典型。但从制度层面去界定,民主与专制无法混同;开明专制的实质是专制。不能以有没有会议制度作为是否开明的标志。即使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要下一道"上谕(圣旨)",也要先经军机处讨论,拟好稿子,再呈送皇帝圈定;最重大的问题还要开规模颇大的御前会议讨论。以袁世凯来说,废了国务院和国会后,大事仍然要经过政事堂和参政会讨论;但最后决定权在他手上,接纳意见与否,全凭他的决断。
友:这样的开明专制不是也有一些作用吗?
袁:作为一个强人,他确实稳定过局势,使贤任能,推动了经济发展。可是,有过英明决策的领袖,也可能作出匪夷所思的荒唐举措。不受民主制度约束的权力是非常危险的。徐世昌说过一句话:"项城一生走稳着,独帝制一幕趋于险着,此余之不解者。"47其实,任何强者都有弱点,独断独行,没有制度约束,特别是失去反对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任何个人或团体总有一天要出错;这就是开明专制的危险所在。20世纪中国煽动个人崇拜的歪风从未止息;带来的灾祸确实罄竹难书。这样的愚民术居然还有市场,这是中国人的耻辱。
友:历史的进程是合力;恐怕怪不了那一个人。
袁:这涉及另一个不应忘记的教训:正视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因素,摆脱民族情绪羁绊,不要听信"文化侵略"、"文化殖民"、"中国可以说不"之类的蛊惑,建立自由交流、自由讨论的文化更新机制。
重温民国史,我的感受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在劫难逃。那些历史人物,说到底是各式各样的历史符号,是环境和个性凝聚成的符号。环境无非是传统和现实的网络。东方各国社会转型的首要条件是摆脱传统的重负,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仔细想想,袁世凯、孙中山、梁启超那一个不是因袭传统太多而失败的?他们的失败不过是摆脱中国文化负面因素所付出的代价。这不是说个人的选择毫无意义。环境与个性因素孰轻孰重?不必在鳮生旦、旦生鳮的迷宫中打转。可以肯定的是:个人的行为方式,无法逃脱文化的羁绊。多从这个角度考虑,也许可以避免以痛骂某人为满足,而更多注意个人言行后面的历史教训。
如果这个说法有点道理的话,那些把中国现代化受阻归罪没有认同传统的说法就纯属过慮了。辛亥革命的失败恰恰是传统包袱太重,而健全的文化更新体制尚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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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袁伟时
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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