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受这些钱财是错误的。但这没有妨碍他反对帝制，成为护国战争的旗手，从而证明他与出卖人格的政客有所不同。正如逃亡日本期间，他接受日本政府的保护和供养；对二十一条却坚决反对。梁启超在答复日本舆论的责难时义正辞严地说:"试问日本保护鄙人之初心，岂非以鄙人为一爱国者，循国际法上保护国事犯之大义耶？使鄙人而非爱国者，则日本昔时保护之不当也。使鄙人而爱国者，则日本今日之责备不当也。"42看来梁启超所以心安理得接受袁世凯的金钱，同他认为这是正常的政治活动所必须有关。

不过，为实现开明专制而采取的这类措施，其后果就颇为严重了。这导致有些行动自损尊严:1914年，袁世凯组织御用参政会，梁启超居然受聘为参政员，受到包括一些进步党员在内的各界人士指责。更严重的是，面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平常往往看不到梁启超所向披靡的巨笔揭露批判；进步党也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日益成长的中产阶级；于是，本该让公民站出来阻遏邪恶的紧急时刻，清末请开国会运动那种一呼百应、波涛汹涌的群众政治运动却无法再现。到梁启超大声疾呼"异哉所谓国体问题"的时候，护国运动只能诉诸武力了。

2．不恰当地回归传统。

梁启超批判锐气的消减，也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大转弯。1902年他气壮山河的宏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开创了批判总结中国思想文化的新时代，启迪后昆，胡适就坦言自己深受教益。民国初建，蔡元培、唐绍仪、汪精卫等人为国人素质與民主共和制度不适应而焦虑，告诫人们"数千年君权、神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呼吁"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43与《青年杂志》创刊号标榜的"科学与人权"前后呼应。此时的梁启超却抹煞新旧差别，说:"德必有本，何新非旧；德贵时中，何旧非新。""征引外铄之新说，以欲挽内陷之人心……徒煽怀疑之焰，益增歧路之亡"。把确立传统伦常或名教中的"报恩"、"明分"、"虑后"三个道德规范看作紧迫的任务。44实际是要引导中国人成为安分守己的顺民。当年执舆论牛耳的启蒙大师的气势消失殆尽。与此同时，他与康有为、陈焕章、严复等联名上书，请定孔教为国教！45而在他所草拟的宪法草案中，竟规定:"中华民国，以孔子教为风化大本。"46

共和国的公民当然应有道德素养，但更应有公民意识，且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否则就会走入迷途。不幸，这时的梁启超忘记了尚未完成的启蒙诉求；而蔡元培等人虽有警觉，却没有专注此事的开展，徒然留下思想史的记忆，而与实事无补。可以合理假设，如果梁启超等人保持世纪初的批判锐气，致力于监督统治者和启发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新文化运动的火炬提早点燃，也许历史会呈现别样风情。

不应忘记的经验教训

友:中国大陆有个流行很广的说法是:辛亥革命所以失败，是革命派没有发动农民，更不敢解决土地和其他农村问题。这个说法站得住脚吗？

袁:这是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典型。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比近代中国任何政党都高明，这个论断就出来了。我想，有两个情况是无法回避的:

1．革命派不是没有发动农民。当时纷纷进城的"民军"，基本队伍都是农民，大部分是破产农民，他们的组织形式或是土匪和会党，或是民团。他们一进城可就热闹了。扰乱社会秩序，所在皆有；有的只好动用武力包围他们，强行解散。养这些人很费钱；要遣散他们，费用也非常高；这是民国初年财政不堪重负的主要原因之一。

2．怎样解决中国农村人口爆炸问题？分田分地，即使不考虑这个过程的可怕的破坏后果，没有新的经济发展，也无法真正吸收这些过剩人口。比较可靠的办法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构筑全国市场体系，让农民融入现代经济。此外，不要忘记，华北农村，土地问题并不严重，平分土地在那里于事无补。这是连袁世凯、梁士诒也知道，海内外学者早有定论的学术问题。

友:你认为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是什么？

袁:我想，其中最不应忘记的是两条:第一条是不要对开明专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