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没有处理好与政治强人的关系，丧失了批判锐气。

辛亥革命爆发后，如何处理与袁世凯的关系，是所有政治力量不能不考虑的重大问题。众所周知，梁启超坚决反对二十一条；反对袁世凯称帝，是护国运动的旗手。这些说明他在紧急历史关头是清醒的。但这不能掩盖他在民国初年政治运作全局的抉择上有重大失误。

梁启超一开始就采取与袁世凯合作的方针。问题不在能不能与这个政治强人合作，而在如何合作。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吾自信，项城（袁世凯）若能与我推心握手，天下事大有可为……以拨乱论，项城坐镇于上，理财治兵，此其所长也。鄙人则以言论转移国民心理，使多数人由急激趋于中立，由中立趋于温和，此其所长也。分途赴功，交相为用。"33梁氏的这一决策的弱点是没有把监督政治强人的言行放在突出位置。这一差错到袁氏当选临时大总统，梁启超借箸代筹，给袁世凯的一封信中表露得更为明显:"既以共和为政体，则非有多数舆论之拥护，不能成为有力之政治家……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34国师、策士心态跃然纸上，却与现代政治家的认识和运作相距甚远。

错误的由来当然与政治经验不足有关。袁世凯的密友和重臣徐世昌十分了解其中内幕:"项城（袁世凯）之与进步党，本思引以为友，进步党人亦曾为项城帮忙，无奈任公一派学者气味太重，彼一度加入熊希龄内阁，汤济武参加政事堂，均少表现。项城则以为此辈书生，不过纸上谈兵而已。"35梁启超及其追随者却缺少自知和知人之明；因而长期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间。

更深层的原因是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认识处于若明若暗状态。他对政党政治和议会制深深向往。清末民初，中国知识阶层很多人是通过读他的文章了解诸如此类现代政治常识的。但他片面地强调现代政治的菁英性:"吾以为中国今日膏肓之疾，乃在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治之一途。夫一国政治筦其枢者，恒不过一二人。而政治之为物，其本质原无绝对之美；其美恶之效，又非可决于旦夕。国民既有所倚任之人，则宜尽其长以观其后。"36于是，现代政治的公开性和当下监督的重要性被抹煞；从而政治等同于少数人的纵横捭阖，吸引民众参与，包括在公开辩论中扩大参与面和提高公民的政治认识都被忽视了。此文是1915年1月发表的，帝制的鼓噪已甚嚣尘上，吸引广大公民明辨是非，阻击破坏民国的逆流迫在眉睫；此时呼吁人们毋谈国事，可谓十分不合时宜。证诸前面提到的"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的策略，他的政治认识缺陷表露无遗。

这不是偶然的失误。众所周知，1903年赴美国和加拿大游历，是梁启超思想的重要转折点。美国的贫富差距巨大和华侨社会素质很低、秩序混乱给他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竟使他得出"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37的结论；宣布"我中国所最缺点而最急需者，在有机之统一与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38这各个状况说明他认识中的两个重大缺陷:

1．没有分清两种秩序。当时的大清帝国经济自由仍不彻底，言论自由和政治自由还不存在。若要维持原有的专制统治秩序，当然不必追求自由。如果讲求长治久安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现代社会秩序，则只能以法治为基础。而以法治为基础的秩序与自由是一体两面无法分开的。

2．不懂得自由是推动社会自我更新，革除弊端的最好机制。没有止于至善的社会。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最佳克服方案的探求与实现，都离不开自由的环境。否则，或迟或早必然付出极其严重的代价。

这认识失误，导致他走向提倡开明专制的错误道路。所谓开明专制实质是专制。梁启超却冀图将它同立宪政治混杂并存。历史的答案是只见专制，何来开明和宪政？

与开明专制的选择相表里，无论组党、办报，他首先想到的是向袁世凯要钱。1912年春，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通知梁启超:袁氏"现拟为兄在沪组大报馆"。39此事虽然没有办成，但已足证明两者关系非同一般。1913年7月，国民党败局已定，进步党乘机拓展，梁启超又给袁世凯写信:"又本党丁此时机，进行最宜奋迅，而党费竭蹶不可言喻，亦惟大总统速图之。"40大量证据表明，进步党拿袁世凯的钱无可怀疑,梁启超也毫不讳言。1912年11月，梁启超在一封家信中写道:"项城月馈三千元，已受之……党成后项城许助我二十万，然吾计非五十万不办，他日再与交涉也。"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