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平:没有交往。个人交往的话，说实在的，当时还不便于交往。

记者:不便于交往？

高勇:耀邦同志退下以后，他要见什么人，还得报告。

李汉平:对。

高勇:不是想看谁就看谁。

李汉平:不便于交往。

记者:哦。就是耀邦同志去世的时候……

李汉平:耀邦同志去世的时候，家里有个灵堂，应该是中央这些领导人，包括毛之后的这些领导人，一天就是上万人，水泄不通。华国锋同志到家来悼念，悼念完以后，就来看李昭同志，我就在华国锋同志的跟前，他说“唉呀，李昭同志！”他很有感情的说:“李昭同志呀，唉呀，我不知道耀邦同志有病呀，我来晚了”。他说，我来晚了。他说:“我要知道的话，我要知道他有心脏病的话，我就会早点来，跟他介绍介绍心脏病不可怕，主要是要注意什么……”因为耀邦同志没有心脏病，这个是个突发的。这是华国锋同志在耀邦同志去世以后，来悼念时跟李昭同志的谈话。当时我也在场。从他的悼念和对李昭同志的谈话可以看出，国锋同志对耀邦同志的去世，很沉痛。

记者:很沉痛。还回到原来那个问题，国锋同志1980年、1981年辞去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就是在华国锋同志下台这个问题上，耀邦同志在当时是什么态度？

李汉平:说实在的，就我们在耀邦同志身边长期工作的这些人的了解，耀邦同志在三中全会前后，开展的真理标准的讨论、平反冤假错案还有在理论上拨乱反正，他这些针对的都是具体事情，并不是针对个人。

记者:并不是对个人。

李汉平:他是觉得他作为一个老党员，作为他所认识到的，针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灾难性的东西，他应该怎么样把思想端正到正确的东西上来，他是针对这些东西，并不是说要针对某一个人。大家弄清是非，团结起来，真理标准讨论是这样，组织推动的过程也是这样，就是要弄清一个是非。不是说他针对某一个人，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大家要认识的话，也要这样认识。没有拨乱反正，没有真理标准讨论，就没有我们今天。我们国家现在经济上这么发达，应该是没有的。因为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真理标准讨论，澄清是非、落实政策，当时是空前的团结。他当时那样，并不是针对哪一个人。比方说，后来耀邦同志当领导，我就知道耀邦同志推了好几次，从他内心讲，他并不想当领导，他想干点实际工作。这是他给我们讲的，他说愿意当个副手，我干点实际的东西。

高勇:耀邦同志当时搞这个真理标准讨论，是他从党校这边总结经验提出来的。

李汉平:他觉得有些事情，特别是在耀邦同志主持工作以后，比如平反冤假错案，还有以后的改革开放。这些都是一些新鲜事物，当时大家认识并不是这样的。比如说像深圳，天天有人在攻击耀邦同志，说你搞的这个深圳，现在是资本主义，这种情况都有。耀邦同志当时在深圳说过几句话，当时深圳的领导说:“耀邦同志，我们的工作现在没法干，还要开除我们的党籍，怎么干？”耀邦同志说:“现在不是还没开除党籍吗，这个特事特办，新事新办。”当时给他们讲了这么几句。包括这个平反冤假错案，纠正“两个凡是”，不是要针对华国锋同志，是针对我们党到底要走什么路来说的，要是还延续过去那一套，就没希望了。我们就是要总结经验，走出我们今天有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以大家如果还是认为真理标准讨论是对着华国锋同志，就理解错了，没有那个思想。主要还是要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不要再延续过去“左”的那些东西，真理标准讨论的目的就是这个，不是要针对华国锋同志。

记者:不是要取华国锋同志而代之。

李汉平: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