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大概“两个凡是”这时候需要理论突破，工作中遇到问题都要突破。

李汉平:因为我们现在改革老是说这个，真正难的东西还是改不下去，理论上没有突破。

高勇:毛主席在世的那套方针，历史上凡是毛主席定的东西不能动，这个事情遇到这个背景说风凉话就是不行了，太不实事求是了。

李汉平:这是碰到华国锋同志了，碰到耀邦同志当时也是这个问题。“四人帮”抓起来了，马上宣布邓小平出来，那是政变嘛。

高勇:“四人帮”抓起来以后，说华国锋当时为什么不赶紧解放干部。在当时是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的。

记者:刚才您谈了一下在耀邦同志身边工作的情况，就您了解的耀邦同志对华国锋同志的基本评价和基本态度是什么，您有什么印象？

李汉平:当时耀邦同志和中央部分同志他们要下放，在底下挂职，要调查研究，深入群众。耀邦同志1962分到湖南，担任湖南书记处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当时国锋同志是湘潭的地委副书记。应该说耀邦同志在湘潭工作是两年吧，不到两年，大概一年多的时间，然后回来调到陕西去。应该说，耀邦同志在和国锋同志共事期间，他的主要任务还是进行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地方工作主要还是国锋同志在抓。他们相处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后来耀邦同志就调走了，调到西北去了，从陕西回来后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耀邦同志就被打倒了。在陕西的时候耀邦同志是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才被批的。陕西饿死人，上面还从陕西往外调粮，不同意往外调粮的干部被开除的、被抓的很多，当时耀邦同志给周总理打电话，说我来了以后，陕西逃荒的人很多，还有饿死一些人，陕西的粮食不能再调了。周总理说，那好，如果是真的话，那就停止调粮，你就别让调。当时这个情况就得罪了刘澜涛，刘澜涛是西北的第一书记，耀邦同志是第二书记兼陕西的代理书记（当时的书记病了），这样你不就是把刘澜涛给否了吗？刘澜涛在西北局开会批斗耀邦同志大概三十多天吧，（高勇:是101天。）耀邦同志病得很厉害，叶帅到陕西去出差，看到耀邦同志这个状况，说你回去吧，叶帅就把他拉回来了，拉回来就在北京养病，然后赶上“文化大革命”。

高勇:刘澜涛讲话确实没道理，后来我看过他的讲话。当时耀邦同志讲陕西要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什么也不能影响农业生产，要赶快把农业抓上去。具体点讲就是，在汉中、在陕西中部，一手抓棉花，一手抓粮食；在陕南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土特产；陕北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和畜牧业。总体上来说，刘澜涛的批判是强词夺理，他说:“一个人两只手，一个手抓粮食，一个手抓棉花，哪一个手抓阶级斗争？”这没有道理，耀邦同志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吧，并不是两只手，一手抓这个，一手抓那个，别的就抓不了嘛，完全是强词夺理。

李汉平:刘澜涛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被整了，被打倒了，耀邦同志担任中央领导以后，刘澜涛到耀邦同志那里做检讨，耀邦同志说这个事情我都忘了，第一个给刘澜涛安排工作。平反后，马上给他安排工作，耀邦同志的胸怀是宽广的。

李汉平:耀邦同志从湘潭回来后和国锋同志就没有见过面了，耀邦同志是走资派，国锋同志后来进了中央当主席，排名在“四人帮”以前，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锋同志当了副主席以后，带着家人来看过耀邦同志，当时是在富强胡同6号。

记者:当时华国锋同志是中央副主席？

高勇:副总理。

李汉平:耀邦同志不可能去看国锋同志，因为耀邦同志是走资派嘛。但是他们的关系不像有些人胡扯八道的那样，他们的关系还是很好的，感情还是很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