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夕，中央苏区缩小到只剩瑞金、兴国、宁都、石城、会昌、于都、长汀等几个基本县，土地面积约一万平方公里。中共中央据此对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后的斗争，作了周密布置。其要义是以上述基本县为核心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一方面通过群众游击战争逐步恢复昔日格局，配合出击的红军主力打回老家，重整赤色河山；一方面以群众游击战争拖住敌人，掩护红军主力的战略突围。这样，就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仍保存了一套架子，并因此留下了一批干部。在中央一级，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作为留守及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最高领导、指挥机关。同时留下了一批红军和地方武装，作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当时，中共中央规定给留下的领导机关和红军部队的任务是: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和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并在苏区及周边开展游击战争，准备配合野战军反攻，收复敌占地，重建苏区。为完成如此艰险的任务，就需要一批富有党性和斗争经验、担任过一定领导职务并熟悉某方面工作，在当地又有密切联系并对地方有相当了解的高级干部留下。

因而，中共中央留下了项英、陈毅、贺昌、陈潭秋、瞿秋白、梁柏台、何叔衡、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等，分别组成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毛泽东事后对此评价道:“红军留下了它的一些最有才能的指挥员:陈毅、粟裕、谭震林、项英、方志敏、刘晓、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张鼎丞。”“很多这样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共产党人现在用各种方式纪念他们的英雄品质。”“他们所进行的后卫战，使得红军主力在国民党能够调动足够的军队在行军道上包围和消灭他们以前，就已经走得很远了。甚至到1937年，江西、福建和贵州有一些地区还在红军所留下的这些部队手中。”［16］朱德也在1937年春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留下许多最能干的军事、政治和群众领导人。”“司法委员何叔衡和前任党书记、当时任教育委员的瞿秋白都留下未走。”［17］

上述权威当事人的口述史清楚而雄辩地说明:第一，当时高级干部的“去”和“留”，都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的需要，不存在谁刻意借机整谁、搞宗派主义的问题（事实上，当时处理高级干部去留就有条原则，叫做“六亲不认”）。第二，当时中央留下一批忠诚的高级干部领导中央苏区群众游击战争的部署，是正确的。它不仅实现了中央的战略意图，保证了红军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成功突围；而且稳定、争取了民心，有效地维护、扩大了党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的群众基础。这应是我们评价当时瞿秋白（及其他高级干部）留下一事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偏离了这一点谈论此事，就容易走到唯心论、庸俗化的极端去。

当时，撤离中央苏区的红军只打算转移到湘鄂西去，与贺龙、萧克他们会合，然后放下行李，再谋新图:开辟新的根据地，并相机反攻，杀回老家去。在这种前路既不遥远，又与“南天王”陈济棠谈判达成了借道协议的乐观形势判断下，八万多红军采取一种“搬家”的方式进行转移。这当然也是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对形势估计不足的一种表现。由此而影响到对留在中央苏区坚持群众游击战争的那些高级干部的处境，和将要遇到的困难与危险估计不足。事后多年，徐特立还说过:“当时我们以为红军出来不久必仍回苏区，我和秋白同志在此永别是我意料不到的。”［18］徐特立的这个想法，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因为在广大苏区军民印象中，前几次反“围剿”时，红军野战军都是出去十天、半个月或顶多一两个月，打败了敌人，就高唱红军胜利歌，回到老家来的。没有谁会想到这次出击，竟会走那么远，相隔那么久。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也可以相信，博古中央或博古肯定没有设想过利用转移之机“扔掉”瞿秋白（及所谓“毛派”、“调和派”高干），置其于死地。

那末，当时瞿秋白留在苏区有正当理由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来看看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的李维汉的相关回忆。他说:“长征前，干部的去留问题，不是由组织局决定的。属于省委管的干部，由省委决定报中央；党中央机关、政府、部队、共青团、总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报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留下一个领导机关，坚持斗争，叫中央分局。成员有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同志，由项英负责。关于留人问题，我没有参加意见，也未过问，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决定的。”［19］

这个回忆确切地说明了长征前夕，干部的去留是依据什么原则、走什么程序决定的。它十分清楚地表明，事情并不像一些不负责任的回忆人和论者所说的，谁去谁留的生杀大权操于博古一人之手。

前面已说到，当时干部的去留都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的需要。对瞿秋白的留下，也应当这么看。瞿秋白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兼任分局宣传部长、《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这些职务跟他此前担任的各项职务，以及一向具有的理论、宣传特长，是吻合的、相称的。尤其是为严格保守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蒙蔽敌人、迟滞敌人的行动，中共中央除部署中央政府办事处一如既往地履行全部政府职能外；还特别要求《红色中华》报照常以中央政府机关报的名义编辑、出版、发行，并且版式、栏目、印纸、出版周期等都不变，总之一切照旧。要在整个编辑部严重缺人手，通讯员队伍不复存在，组稿和编稿、排版、校对等各个环节都困难重重的情况下，保证报纸的照常出版发行，实在非同小可。能担当此重任的，自然首推瞿秋白。事实证明，瞿秋白不负党中央重托，虽艰难却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直到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近一个月，国民党军队才敢放胆靠近、“收复”中央苏区核心地区。这也表明，中共中央和博古选择瞿秋白留下，是出以公心，也是对头的。

瞿秋白被留下，还有他自身的原因，那就是他“身患肺病，健康极差”，［20］难以承受长途跋涉的艰难险阻、战事袭扰及医疗困难。就连当时身体不错，“一天跑60里毫无问题，80里也勉强”的董必武，事后也坦白承认:“假使在出发前，就知道要走25000里的程途，要经过13个月的时间，要通过无人迹无粮食的地区，如此等类，当时不知将作何感想，是不是同样的坚决想随军出发呢？这都不能悬揣。”［21］留下瞿秋白只是权宜之计，“原要潜入上海”去工作和治疗的。［22］此外，项英对瞿秋白重病卧床必须留下，感到非常惋惜。这也证实了朱德的说法，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