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在论述“《斗争》事件”时，明显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江苏省委编的《斗争》，误认为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机关报的《斗争》。其实，后者是中共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于1933年2月4日在瑞金创刊的。王先生不明就里，想当然说:“1933年春夏，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用狄康的笔名，连续发表了《国民党最大借款的目的》（按:这个标题弄错了）、《庐山会议的大阴谋》等近20篇政论时评。”于是，批判瞿秋白、对他的“政治残年”作“最后一击”这桩恶行，便与“博古中央”挂钩了。王的第二个错误，是把批瞿的“9·22”决定的炮制者、发布者，误判为“博古中央”，却不知道这事乃中央上海局所为，本不干“博古中央”事，更不干博古事。如果一定要说与两者有关系，也只能是从组织方面说，即所谓“领导责任”。这样，对瞿秋白的“政治残年”作“最后一击”的指责，就无由坐实为“博古中央”和博古了。

事实上，当时在中央苏区就没有正儿八经地、如批判“罗明路线”一般地开展批判瞿秋白的机会主义。博古、张闻天，都没有发表讲话或写文章批判瞿秋白（这跟批判“罗明路线”有极大的不同）。倒是在事发不久就安排瞿秋白撤离上海进苏区，并且委以各种要职，放手让他工作。如此看来，把瞿秋白离沪赴赣一事，归结为博古中央和博古个人对他的“人身迫害”、“想从肉体上消灭瞿秋白”，便毫无根据、毫无道理。

王先生进一步深入分析“博古中央”、“博古们”、“非要把瞿秋白弄到瑞金不可”的原因:一是便于监管，不让他“乱说乱动”，继续发挥其影响；二是不让他能在上海安心养病，而使他在条件不利于其健康的“苏区”“身体一天天恶化”，直至“肉体消灭”；三是不愿看到“离开政治舞台后的瞿秋白似乎生活得比以前更好”的“嫉妒”心理使然。听了王先生这些惊人之语，不免教人想到中国的一句老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综上所述，王先生的这些分析原本无须再驳，但对王文提到的几个具体问题，还是有必要作番辨析。

其一，所谓瞿秋白到瑞金后“身心两方面，都处于受煎熬的状态”。王文断章取义地摘录了本文前引徐特立回忆的另一段文字，即苏区缺粮缺盐的情况，以此说明瞿秋白在苏区身体如何受煎熬。令人费解的是，王先生为何对徐特立回忆中足以说明瞿秋白在瑞金精神生活很愉快，以及叙述秋白领导的教育部在节省运动中“节约得过火”的大段文字视而不见、不感兴趣？为什么无视在苏区、在瑞金，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以及博古和张闻天、王稼祥、顾作霖、凯丰等“博古们”在内的党的高级干部，无一例外地过着缺粮缺盐的艰苦生活，却依然热情洋溢地工作、战斗的事实，而单挑瞿秋白说事？

诚然，瞿秋白身患严重的肺病，能有条件改善生活，完全应当。他身边的同志们也确实尽可能照顾了他，不时送给他一点盐和其他食品。“大家都关心着秋白同志的健康，为他担心，可是他却经常忘了自己”。“他三日两头发高烧，傅连璋医生（时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天天都走来给他看病、开药、打针”。而他“躺在床上还是要看文件，处理日常事务”。［14］瞿秋白这种自觉投身苏区艰苦却火热的斗争生活的种种表现，怎么就被王先生独具只眼地视为“身心两方面，都处于受煎熬的状态”呢？

其二，所谓博古们“强令瞿秋白到‘苏区’却又坚拒杨之华同行的请求”。关于“强令”的问题，本文已作辨析并予以否定。关于“坚拒”一事，我们还是先来回顾一下当事人的记述吧。杨之华在《忆秋白》一文中说道，秋白听了中央电报的传达后毫不迟疑地回答:“想去很久了。”“他沉静地点燃了手上的烟斗，问:‘之华可以同去吗？’”负责传达电报的同志无法回答，允以把秋白的意见反映给组织。“第二天，那位同志又来了”，答复道:“之华去苏区的问题，要等有人代替她的工作才能走，请你（秋白）先走吧！”［15］

杨之华的这段记述清楚表明:“博古们”没有“坚拒” 瞿秋白与杨之华同行去苏区的心意表白，而是有条件地表示理解和允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博古们”这样的答复并没有什么出格之处，类似的情形也绝非只有瞿秋白夫妇会遇到。事实上，当时杨之华担任着组织部的秘书工作，而且就在瞿秋白临走的前一天，杨之华还参加了一整天的会议。这说明，其时杨之华的确在从事繁忙的革命工作，她要离去，也的确要有人接替。至于后来为什么杨之华终于未能在瑞金与丈夫重逢，笔者尚未掌握相关史料，不便妄言。

瞿秋白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同样是革命的需要，是党的需要。秋白不辱使命，功不可没。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及党、政、军、群中枢机关等八万余人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突围，开始长征。瞿秋白未参与突围，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群众游击战争。此事又被王先生说成是博古趁机要“把瞿秋白扔掉”，以达到其“根本解决”，即“从肉体上慢慢消灭他”的目的。于是，“瞿秋白就不得不留下来了”。然而，事实究竟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