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在论述博古强留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等死的问题上，除了引用张闻天在延安时期的相关回忆，以及吴黎平在二十多年前的相关回忆外，没有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论据。张回忆说，长征前“高级干部（的去留），则一律由最高‘三人团’决定”。瞿秋白曾向他要求同走，他表示同情，便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吴的回忆说，他听到“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同志走，心里很难受。一方面请毛泽东给中央局说说（改变决定），毛泽东说他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一方面向张闻天同志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闻天同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王先生希图通过这两个例子，使人相信:瞿秋白“不得不留”，就是博古在作梗。其实，这两个例子并不能佐证王先生的观点。第一，无论是张闻天的回忆，还是吴黎平的回忆，都明白无误说明:长征前夕高级干部的去留，是由党的领导机关集体研究决定的，而不是由博古一人操控的；第二，博古在组织上决定高干的去留后，不管何人说项，都不再作有违组织决定的改变，正好表明他是个组织纪律观念和原则性都很强的领导人（当然，因为这一点，也一定程度地导致了他的教条主义错误）；同时也正好给他的“黑面木偶”的外在形象，作了本质方面的注脚。

最后，瞿秋白在得知他被留下时的反应，尤其是他在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忠实而积极、以至奋不顾身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时的出色表现，也从一个侧面否定了王先生加于他的“不得不留”的说法。

在瑞金和瞿秋白是“挚友重逢”的、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黎平（即吴亮平），长征前夕曾请秋白到他家吃饭。其时秋白已经知道自己被留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面对曾经朝夕相处、而今一旦分别的战友、同志，不免有很浓的离情别绪。然而，这情绪加酒劲并没有使他消沉。吴黎平回忆道:“他奋激地说，你们走了，祝你们一路顺利。我们留下来的人，会努力工作的。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同志们可以相信，我虽然历史上犯过错误，但为党为革命之心，始终不渝。”［23］秋白的这番表白，无疑出自他坚强的党性和对革命终将胜利的信心，同时也应视为他对自己被留下坚持斗争的理解和自觉执行。这既有他的一贯言行实践可以作证，更有他此后的斗争业绩和风范可以说明。

前文已提到为掩护红军主力秘密、顺利撤离中央苏区，中共中央要求《红色中华》报一如既往地出版发行。瞿秋白临危受命，强支病体，坚持报纸的照常出版。没有稿件，他发动身边同志都来写，自己也常在昏暗的油灯下撰稿、编稿。人手不够，他还兼任校对等。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他依然尽力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图文并茂，刊登了许多具有很好的宣传作用的诗歌、散文、曲艺、漫画作品，其中不少作品经过他精心修改。《红色中华》的照常出版，为蒙蔽敌人，掩护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做好报纸的出版发行的同时，瞿秋白还带领留下来的高尔基戏剧学校、工农剧社和红军学校的部分文艺战士，组成火星、红旗、战号三个剧团，分别在各自划定区域进行巡回演出和帮助群众生产及开展文化活动。这对于鼓舞苏区的民心士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这方面，瞿秋白也主动出谋划策、身体力行，如组织会演、筹办道具、编写剧本、辅导战士学习等。他是个病人，但他仍然尽量不要别人照顾，因而受到大家的尊敬与赞许。

当瞿秋白自觉做着这一切的时候，他埋怨过组织上让他“不得不留”，而“心寒到了极点”吗？我们又能认为他的留下是王文语境下的“不得不留”吗？

瞿秋白英勇就义，不是博古中央或博古“借刀杀人”，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借刀杀人”。秋白死得其所，永垂不朽。

王文开宗明义破题，“瞿秋白因了这1934年的不得不走与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与被杀”——终于“不得不死”。在王先生看来，瞿秋白之被捕与被杀，“不得不死”，完全是博古们或博古挟嫌报复，“借刀杀人”所致。

王先生的这个逻辑推理，乍一看严丝合缝，无懈可击。然而，由于这个推理的两个前提都不成立，其结论也就不能成立。

要恰如其分地理解、评价瞿秋白的死（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人民革命的立场来看，瞿秋白死于敌人枪弹之下，是牺牲、就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死），其实并不难。共产党人既以实现国民革命目标为最低纲领，以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就不能不用自己的心血汗水以至生命为代价，去唤醒、组织、武装人民大众，同压迫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这就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经典之论之所由。

瞿秋白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自幼目睹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成人后即抱改造社会之志。他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年秋便去了十月革命的发源地——俄国，次年秋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使他很早就开始接触、研究马克思主义，并终生实践之。他深知，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24］如此尖锐、剧烈的社会革命，无疑要有一部分自觉的牺牲者。瞿秋白自己就甘心做这样的牺牲者。为了理想，“他能够毅然决然抛弃属于他的原来的阶级的一切——温暖的家庭，相当优越的地位，对于旧的事物（如做旧诗词和刻图章之类）的癖好——转变为真正的人民战士，转变为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到最后为无产阶级而贡献他的生命”。［25］无论是在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还是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做着苏维埃的各项事情，瞿秋白都以对党对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无限忠诚，奋不顾身。他在突围转移途中被敌人捕获后的表现，是他的崇高理想和革命精神合乎逻辑的发展与体现。如此共产党人、革命志士的视死如归，怎么可能跟“不得不死”这样被动、消极的心态和遭际相提并论呢？秋白地下有知，肯定会对王先生的这种“抱不平”提出严正抗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