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瞿秋白深爱的妻子和革命伴侣，当年现场的目击者，杨之华用十分肯定的语气告诉我们:瞿秋白听了中央电报的传达后，“毫不迟疑地回答:‘想去很久了。’”［9］过了半个月，杨之华收到秋白托人带给她的一张小条子，上面写着:“我将到我们的老家，很快会看到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快来！”［10］这里的“老家”、“天堂”，显然都是指秋白即将到达的中央苏区。

瞿秋白对苏区的关切、向往之情，并非偶然发生的。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一个致力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进步的革命者，瞿秋白很早就认识到:要在中国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必须走毛泽东们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他把上述政治理念的实现寄托在苏区、尤其是毛泽东、朱德等创建的中央苏区的革命实践上。对于置身于国民党反动当局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悬赏通缉的威胁之下的瞿秋白来说，身患严重的肺结核，却不得不东躲西藏、疲于奔命，连晒晒太阳也成了奢望。转而向往党领导下的、可以自由呼吸新鲜空气、尽情沐浴和煦阳光；可以广泛接近农民、了解农民，以弥补自己的知识分子缺陷；可以放手实施自己的文艺大众化主张、推进苏维埃文艺运动；甚而可以做更多的理论、宣传、教育、文化工作，以尽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的中央苏区，这实在是情理中事，太自然了。

事实上，瞿秋白进入中央苏区以后，不仅担负起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府教育部长的重任，而且兼任了艺术局负责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校长，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主笔。他不单在中央苏区的教育、艺术、新闻出版、群众文化等方面有大量卓有成效的建树（用时任教育部秘书的庄东晓的话来说，瞿秋白为苏维埃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奠定了一个崭新的宏伟的蓝图），而且还经常应邀到红军大学讲授《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等政治理论课程，在《红色中华》及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长短不一、内容广泛的时评和政论（这一点，足以证实王文所言“瞿秋白赴赣后，就果然再也没有写过政论性文章”的不实）。在中央苏区短短一年里，瞿秋白的革命热情始终处于高涨状态。他奋不顾身努力工作，广泛接触、联系苏区干群，吸收新鲜知识和经验，学会了骑马，不怕走路爬山，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赢得了广泛的尊敬与赞扬。诚如徐特立生前对杨之华所说，秋白“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的生活环境里，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他都忘却了，精神上十分愉快”。“真的，有不少同志告诉我，秋白在苏区是很愉快的”。“同志们见了（秋白骑一匹黑马奔驰）都很欢喜，说:‘秋白同志年轻了，完全变了一个人，多么活跃！’”是啊！“生活在自己的政权下，踏着自己的土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心情怎能不变呢”？［11］

然而，王先生没有看到这一切，他一门心思认定:瞿秋白离开上海去苏区，就是受到博古中央挟嫌报复和无尽迫害而“不得不走”。为此，他搜罗一大堆“根据”，希图使人相信他的论断。

首先，王先生把事情的由来追溯到八十来年前，共产国际（及联共）同中国共产党发生某些分歧与斗争的背景下，王明、博古们为争夺中共领导权而视瞿秋白为头号敌人，必欲扳倒。对于这么一桩中共党史上的公案，见仁见智，不足为奇。但须实事求是，秉公而论。毋庸讳言，王明、博古等在错误批判瞿秋白、致使他离开中共领导岗位这件事上，的确起了不好或很坏的作用。然而，在共产国际执意要撤换不能忠实于国际路线、贯彻国际意图，却同情以至支持敢于和国际叫板且不听警告的李立三的“调和路线头子”瞿秋白的既定方针下，即使没有王明、博古使坏，瞿秋白也难免被撤职。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厘清共产国际与中共之间的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共产国际（包括其不同层次的代表人物如米夫）与王明、博古等人之间的主从关系。简言之，不能简单地把王明、博古等与瞿秋白的斗争，看作个人恩怨。

其次，王先生把事情的近因挂在1933年秋的“《斗争》事件”上，断言“博古中央在全党范围内发动批瞿的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又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桩公案。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直至王文发表，这桩公案都被弄成了糊涂案、甚而冤案。

所谓“《斗争》事件”，指的是1933年夏秋之际，瞿秋白在中共江苏省委编的刊物《斗争》（油印本）上，用“狄康”或“康”的笔名，连续发表了《国民党棉麦大借款的目的》、《庐山会议的大阴谋——“有组织的饥饿政策”》、《国民党的“仁爱”》等约20篇时评杂文。同年9月22日，中共中央上海局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该决定“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他立刻解除自己的机会主义的武装，在全党面前公开的诚恳的揭露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实质”。对于接连发表狄康文章的《斗争》编者，也提出了批评。［12］10月底，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周报》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批判瞿秋白。这便是“《斗争》事件”的大致经过。

行文至此，不妨介绍一下上文所涉背景。1933年1月，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后，成立了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它的第一任书记，就是扬言要把瞿秋白“一棍子敲出党外去”的李竹声。中央上海局成立后，曾用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一系列宣言、决议、决定、指示、通知。“据考证，1933年以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文件中，绝大部分是中央上海局发出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