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府井大街“四联理发馆”被改名为“北京理发馆”。门前被贴上“剪刀不留情专截牛仔裤，推子要革命去你阿飞头”的对联，横批是“兴无灭资”。
火了，假货自然就多。“文革”收藏品里，凡有利润的都有人造假。
撰稿/张 静(记者)
一
张大千究竟有没有破坏过敦煌壁画？
带着这一从民国时起便众说纷纭的谜团，几天前一位张大千的研究者特意找到京城收藏家、最大的旧货买主之一赵庆伟，磨着非要看一看“文革”时期刘力上揭发张大千的材料。
刘力上与夫人俞致贞同为张大千众多弟子中的佼佼者。这份材料描述了陪同张大千前往敦煌莫高窟临摹古代壁画的前前后后。外界只知道一同前往的共有15人，刘力上则详细记录了这一行人的姓名与身份，其中有从青海西宁塔尔寺请的四个画画的大喇嘛，有他侄子张彼得、刘力上本人、学生萧建初、朋友谢稚柳、二夫人黄凝素、儿子张心智、民间艺人李馥、工友宋好功、敦煌县警察窦占彪、大师傅傅某等。
张大千另一位弟子何海霞曾为本师辩护说，张大千率弟子们在第20号窟临摹，注意力集中在一幅残缺的五代壁画上。从中隐约可见下面还有一层壁画，似为唐人衣履。由于外面这层壁画已经破损得根本没有价值，才给揭掉了。而刘力上则回忆说，那幅五代壁画只是一角有些剥落，因为唐代壁画太有吸引力，张大千便决定打掉外面的一层。
“像这类文化名人在‘文革’时期写的交代材料，我这里几乎全了，足够100人同时写传记。我接触不少人找我要当时的档案、资料、老照片，他们给家人写自传，绕不开‘文革’那一段。”
有人要写《中国揭发史》，正拼命搜集这些材料，但赵庆伟却将它们束之高阁。“我也尝试过，比如说我有一个忘年交，也是一位文化名人，我就把他的材料单抽出来还给他了，至于是毁是留是他的事情。而且告诉他我没照相，也没复印，并且马上就忘记。没想到人家从此不再理我。这种事我以后就再也不干了。这些材料到我手上之后，基本上都被冰封。”
二
老赵的“文革”收藏品大多来自于潘家园。
近10年北京机关单位搬迁，流出来大量“文革”时期的档案、文献、手稿、信件。老赵认为在他的所有“文革”收藏物中，最有意思的还是这些“纸片类”。
他说，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16位教师，自发组织起来在全国征集和整理天安门事件中悼念周恩来的诗词。他们给这个小组取名为“童怀周”——取“共同怀念周总理”之意。那些曾经留存天安门诗稿的人，纷纷将诗稿送来。有些诗直接针对四人帮:“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摇，请问总理，是拆还是烧。”这在当时是一个危险的壮举，这个组织的成员之一白晓朗还因此而被捕。而我10年前恰好买了一批，一共4麻袋，都是原信，总共花了200元。我还买到过北京市革委会的红头文件，大约有7成的原件都在。
“文革”档案、文献的买主中有不少学者。印红标经常骑着自行车，到潘家园买小报。当初5毛钱一份，而他一个月的工资只有50多元。“1990年以后，特别是1992年再一次强调改革开放以后，兴起了星期日旧货市场。我就在中关村体育场的星期日市场，买到北京矿业学院装订成本的全部‘文革’小报，10元3本。因为矿院主体搬到徐州去了，这全是他们图书馆处理的。
“其实都是外国人买的多。别人说笑话，潘家园有三个crazy(资料疯子)，一个是汉学圈以研究‘文革’历史而著名的瑞典学者沈迈克，一个是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图书馆主任南希，他们都是见了资料就没命的。还有一个据说是我。”
“沈迈克是1974年最早从欧洲过来的留学生，曾与梁晓声是舍友，后来开始研究“文化革命”问题。据说他在潘家园，注意的不是小贩，而是买主。
“我曾买过一批小报，原主是个细心人，按日期编得很好，每个上面都写有编号。有人就猜测这是不是赵一凡的收藏。
“赵一凡在‘文革’中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地下文艺沙龙，他从‘文革’一开始便致力于收集各种各样的民间小报、传单。‘文革’中抄他家，据说拉走了四小车的资料，‘文化革命’结束后又都还给了他。
“他病逝后，保姆把这些都当废纸卖了。那时候我注意到这件事，就跑到收废品那边去要，自己还几次去北沙滩的垃圾山去找，但真正有收获的还是在潘家园。”
潘家园原本不应该是档案出没之地，但让印红标不解的是，大量“文革”时期的档案却跑到那里去了。“本来国家对纸制品的处理有一个保密的渠道，我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保管档案的人知道能卖点钱就中饱私囊？还是垃圾处理厂和造纸厂给卖出去了？”
赵庆伟解答了他的疑问:原来档案馆确实有监销制度，公安干警到有监销资格的造纸厂，监督被处理的档案打成纸浆。打烂后还要捞一捞，看看有没有只言片语。而现在多数单位都是直接把废品打包处理给有监销资格的废品站。你想一想，收废品付9毛钱，打成纸浆卖3块钱，现在给他30元一斤还销吗？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些档案最后都跑到潘家园去了。普通的造纸厂，连好点的报纸都卖到旧货市场去。
“虽然不符合保密的有关规定，但确实让史学者得到了一些原始资料。”印红标说。一些民间收藏家，也给了给他不少帮助。
“于光远就把他的个人收藏全部送给我了。还有一个姓何的人，‘文化革命’期间是北师大一附中的学生，那时候就开始收藏小报。对我们这些学者来说，看重的主要是文字的内容，有个复印件、拍个照片就够了。但他作为收藏，很讲究品相，报纸都用大纸壳装着，到他家给我看的时候还要把窗帘拉上，免得阳光直射到报纸上。国外出版的一套非常影响力的140多本‘文革’资料汇编，至少有一半都是复印他的材料。他后来移民到加拿大去了，这些材料的原件没法运出去，外国人不相信他能搜集那么多，也鲜有问津，它们现在都堆在东城区的一座楼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