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7年1月16日开始，北京市要求学生串联的个人伙食费和生活用品改为全部自备，宣传活动费压缩为5角，乐器、油印机以借用或自制解决，一律不要购买新的。中学师生市内串联提倡徒步，不向公家报销车费。各组织的袖章、证件的费用，一个人限报销一次。

1967年2月25日，北京市财政局撤消了原来下发的《关于学校在校际之间进行串联活动车费报销问题的通知》。

但在原为上海总工会工作人员的旅美学者李逊看来，年轻的红卫兵们在“文革”初期的经济要求简单得多。除了要求发放与串连费及活动经费外，没有发现这些到处造反的学生提出过属于自己的经济要求，体现出年轻一代追求理想主义的另一面。真正引起轩然大波的是合同工、临时工掀起的“经济主义风”。

“我们要复工！”

“经济主义指的是(当年)以工人为主的群众，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出现了改变身份、同工同酬的经济诉求。它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仅有一两个月，但其重要意义在于，这是在整个‘文化革命’的政治大潮中，在清一色的政治性群众运动中，唯一一段人性色彩的显现。”徐友渔说。

在1966年底及1967年初的中国大地上，为什么会出现突如其来的“革命逆流”？徐友渔认为这源于“文化革命”之前便已经存在的社会矛盾。1958年以后，中国有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之分，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别。在这些身份差别的背后，是个人政治、经济待遇的天壤之别。

全民所有制的国有大企业，尤其是军工企业的工人堪称“工人贵族”，不仅工资高、铁饭碗，还享有医疗、住房、养老等等一系列令人称羡的福利保障。集体所有制便要差人一等，合同工和临时工的条件最差，不仅没有任何劳动福利、社会保障，工资水平也是极低，实行按日或者计件、提成工资制。最重要的是，他们在政治上不能入党、不能参加工会，完全失去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们就出来闹，说毛主席说中国社会有特权阶层、不平等，号召我们革命。如果要社会公正，工人怎么可以分贵族工人和底层工人？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当家作主，为什么我们处在最糟糕的境地？我们也要追求平等，同工同酬。”

最初临时工、合同工们只是要求参加所在工厂的工会，成立战斗队，报销经费。但随着当权派开始退让，工人们就开始加码主张起经济利益。

北京市修理行业1961年全面推行了提成(计件)工资制度。据说是因为广大职工在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提高了政治觉悟之后，从1964年以来强烈要求改变“前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到了1966年，宣武区的职工白天要写大字报，东城区的也是每晚有活动，每周还要安排八小时；崇文区是半天加晚上进行“文化大革命”活动，继续靠计件提成怎么吃得消？西城区乐器修理门市部平常每月收入2000余元，6月仅收入600元。修鞋社293人中有144人的工资可能会下降30%。(1966年7月7日《北京市修理事业管理局关于社员达不到基本工资拟酌情解决的请示报告》)于是据西城区修管处报告，共有四家做衣服的，一家修钟表的，两家修鞋的，两家修自行车的，一家修理乐器的和一家弹棉花的“揭竿而起”，要求享受和国营企业一样的月工资制度。有些单位自作主张一改了之，有些甚至警告修管局，如果1996年9月份再按计件提成发放，就将工资退回。

上海是“经济主义”最主要的阵地。除了共有的临时工、合同工问题，上海在大跃进之后曾有18.3万职工被动员回乡“为国家分担困难”，从城市户口转为了农村户口。但在1963年经济情况好转后，让他们回厂复工的许诺并没有兑现……

1966年11月9日的“安亭事件”具有标志性意义，造反派逼迫中共上海市委签字同意了“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这些内容，全部是政治性诉求。11月22日，“上海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劳动局的代表签字同意他们的六条要求，就在政治内容之外，涉及到用工制度。

1966年12月初，北京和外地的一部分临时工来到全总，要求支持他们造合同工、临时工的反。经过7天的协商，全总起草了6条意见，其中有两条涉及到了“文革”中不得无故解雇以及合同工制度的彻底改革。 (1966年12月7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发送“支持合同工、临时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的函》)。

如果说非正式职工的临时工、合同工要求的只是身份上的平等，上海的产业工人则直接指向了经济利益。 1966年12月27日，上海港务局所属九区的部分学徒工在抢人事档案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学徒期被定长了，于是到局里去造反，要求补发转正的工资差额。巨大的示范效应，导致各单位职工一拥而上，寻找种种理由要求发放交通费、早餐夜餐费、加班费、洗澡费、工作服装、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脸毛巾、肥皂、套鞋；有些单位甚至挪用预算经费、预算外资金、企业管理费、工会经费购买沙发、地毯、钢丝床、小汽车、摩托车、电冰箱、电视机、电影放映机、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家具、自行车、高音喇叭、电唱机、钟表、大型或高级乐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中，可以看到华东电业管理局原来每月工资总额只有33万元，而1月5日却去提取补发工资128万元，接近四个月的工资总数。不少生产队连生产资金都分了。1月8日早上，上海中百一店一开门，300多人冲向自行车柜，甚至连平常不大有人买的400至500元的进口手表也几乎销售一空，高级呢绒衣料的销售量更是成倍增长。一些市民甚至抢购囤积煤球、草纸等日常生活用品。有一港务局的同志说:“我以前的工资是40元，现在一下增加到62元，加上补发工资300多元。现在我只当没有增加，没有补发。”

雨打风吹去

“工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如果照这么发展下去，‘文化革命’就会和它的初衷越走越远。从客观而言，‘经济主义’是工人很正当的一个要求，但在当时会加剧国家经济上的负担和动荡。”印红标认为。

上海仅纺织行业1967年初的缺勤率便高达百分之十。仅上海港每天就积压70多艘货轮无人装卸。1月4日，有一艘希腊船应在5:30启航，直到17:50才有人去解缆，船长挥旗抗议。

1966年12月31日，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说中央要你出来工作，妥善解决上海面临的严重问题。在陈丕显的支持下，1967年1月9日，“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联合发出《紧急通告》，《文汇报》全文刊载，并将这场运动称为“经济主义妖风”。两天后，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这股“经济主义”的潮流迅速被雨打风吹去。但一个谁也预料不到的结果是，工人自发地想要改变身份、改善待遇的主张，最终却被王洪文之流利用，成为他的进身之阶，这恐怕便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西方学者很早就认为，8亿人几乎没有例外地卷入了这场运动中去，这种投入的程度非常高，真是做到了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惜的地步。西方学者不愿意只从思想层面解释，更不愿解释成最高权力之争。他们认为这么多人卷入，一定跟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关，最后果然发现‘文革’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派别斗争是有规律性的。比如保守派的成员都是党员、干部、劳模、老工人。造反派则是完全另外一批人:临时工、合同工以及牛鬼蛇神、四类分子这些社会上受歧视的人。他们喜欢造反，非常愿意改变现状，‘文革’反映了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每个人在社会中享受的经济地位和待遇不一样，决定了政治态度的不同。百姓实际上是借用了‘文化革命’，利用‘文化革命’的口号。利用毛泽东自己制造的天下大乱的局面，组织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徐友渔说，是否如杨小凯所论，有一个人民群众的“文革”，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但他本人对此并不完全赞同。“我认为第二个‘文革’纯粹是第一个‘文革’的派生物，经济主义这么快土崩瓦解，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从1967年2月6日开始，北京市扩大范围给冬季职工发放的取暖补贴从被陆续追回。8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共同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要求各机关、部队、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全体职工就地闹革命、业余闹革命、节约闹革命。各单位行政经费、事业经费和企业管理费，除正常的工资部分，自9月起一律比原定预算指标节俭20%。一律不允许自行招人、晋级加薪、乱发奖金、福利费和附加工资。除非国务院特批，工资总额不准超出8月的实际水平。更严格规定，任何人都不得干扰和冲击财政、银行、税收、商业和粮食等单位。

由于在经济主义之时“集团购买力”异常之强劲，1967年10月11日，北京市财政、商业局以及人行北京分行联合发布通知，将绸缎呢绒、家具、大型或高级乐器、半导体收音机、信托公司、废品公司出售的沙发、地毯、钢丝床、小汽车、摩托车、电冰箱和照相机等明确列入了禁购商品的范围。

至此，“经济主义”如雨打风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