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年代的“现实主义”
在今天看来，当年那场“触及到人们灵魂”的浩劫，不啻为一场比荒诞派戏剧还要黑色幽默的“活报剧”。北京市工商局在1966年8月26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关本市商标问题反映的情况》中，详细记录了来自山东、安徽、陕西、四川、湖南、辽宁等全国各地的“人民来信”。
老北京熟悉的五星啤酒，曾在1959年被周恩来指定为国宴用酒。但在银川市房修联社的冯雪虎看来，五星啤酒的商标图案涉嫌“政治不良影响”。“五颗金星必然同国旗一样代表党和四个阶级，不应该使用蓝色底。四星的外角正好是12个，与国民党国旗一样；商标下部‘北京’两字的框子像法西斯帽徽。打上1018的小孔，是否向首都开火？一对夹子夹住了五星，代表我国要变颜色。”
河北承德供应社李国才注意到在三星铅笔的腰封图案上，“猫形兽”居然占据了显要位置，五角星不仅相形见绌，还使用了黑底色污蔑国徽。更可恶的是，这只猫的尾巴弯成了2字形，显然是在影射全国第二届运动会及运动员。
鹦鹉牌火柴遭炮轰，理由是因为鹦鹉是地主豢养的动物，用色象征“青天白日满地红”。而这只不知死活的鹦鹉，脚下还踩着一片黄。数数12个角，不用说代表了国民党党徽。本来这未必是件坏事，但不幸的是“党徽”的左下方还有一片红，问题的性质立刻变得严重起来。
在北京市热力公司管理处两位职工的眼中，首都人丹的罪状足有5条之多:“天安门、灯、彩旗、国徽应为红色，用灰绿色，是否意味着我国已变了颜色？天安门下很不整齐，似水或雾，是否意味着水淹天安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万岁(繁体)被掩盖，只剩下“艹止”，是否影射建国二十年下台？首都人丹四字用白边像孝服。靠近天安门是‘北京公私合营同仁堂’，是向党中央示威。”
北京牌镜子背面的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农女新装图无疑有封建迷信及资产阶级色彩。热水瓶上的寿星、小儿骑鱼图案，茶盘上的心心相印、鸳鸯戏水、美满家庭，以及茶具、面盆上的喜字花也难逃一劫。
在旧字号招牌中，徐顺昌服装店、吴裕泰茶庄、烤肉季均以资本家姓名命名，二友居、三合顺表示资本家合伙经营，连升三元饭馆、天宝药房、内联升鞋店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亿兆百货店、金山照相馆寓意资本家发家致富，亨得利、吉士林、马凯(英国人名)食堂无疑属于半殖民地遗毒，以五洲、震寰、中央等命名的商店则被归入“资本家吹牛”。还有一些配匾，如乐家老铺、马家老铺、田家饽饽，以及国药店的灵兰秘授、金液银丸，食品店的洋酒罐头等，也需要被“迅速改革”……
被波及的商品还有“尖头皮鞋、港式(瘦腿)裤子、高级化妆品(香水)、有毒草的唱片、某些特种工艺品，以及供有闲阶层玩赏的鸟笼子、丝绸、翻毛大衣、皮大衣等。”
有些群众还提出不许理飞机头、无缝青年式、螺旋宝塔式、青年波浪式等港式头，不许烫发，不搞上门服务。不加工和出售奇装异服，如港式连衣裙、牛仔裤，饮食行业取消送菜上门。浴池行业取消搓澡、捶背、捏脚等三种服务。
据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印红标教授回忆，不仅是改商标、改店名，当时北京的工厂、学校、医院、公园以及街道等名字，凡是沾上“封、资、修”的，无不被“破旧立新”。长安街被改名为东方红大街，王府井大街改为人民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友谊医院改为反修医院，宣武医院改为东方红医院，北海公园改为工农兵公园，颐和园改为首都人民公园……
有心人注意到，这股“改名风”甚至波及到公交线路。1967-1968年北京所有的公交线路路牌都不标起讫站名，线路号也只是配角，非常革命的线路名才占据显著位置。比如无轨电车的1路被称为红卫路，2路是反帝路，3路是反修路，4路是东方红路……公共汽车的1路叫长征路，3路叫葵花向阳路，5路叫红卫路……当年闹出乘东方红路电车，经东方红大街，到东方红医院的笑话并不奇怪。
“短短几天之内，无数商店、街道改名换姓，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但在当时，对革命而言，这些都是小问题。”徐友渔说。
对于那些明显的“反动政治意义”的商标，北京市工商局建议:“商品一律禁止出售，由商业部门集中向生产企业退货。对一般宣扬封建迷信、资本主义的商品，凡红卫兵及职工群众提出收回的，应一律收回暂不出售。对于能经过涂抹去掉的商标，在不影响使用的原则下，可以进行涂抹后再出售。对某些商标的性质一时不好确定的，群众有意见要求收起的，可以暂时收起不卖。”
尽管他们也承认，在那些反映意见中，不无“牵强附会、证据不足”之处，但依然给出了这样的处理意见:“对于没有政治影响的商标，但红卫兵提出意见要改革的，将原商标，包装加以涂抹，打×后出厂。”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的母亲，在“文革”前负责机关图书室的购书工作。在那个时代，她竟能辗转托人从越南买回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许多越南人都能读中文，而且很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江晓原曾笑言:“想想也有趣，那时我们这里已将这些‘毒草’彻底严禁，却仍然出口到‘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去‘毒害’那里的人民。”
而在如何处理那些“毒商标”的问题上，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内外有别的“现实主义”态度。
在1966年9月1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抄转的《国务院财贸办公室、文教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商标、图案和商品造型改革问题的通知》中，记者看到，对于出口商品，“应当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和国务院7月22日‘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补充通知’规定的精神，即:“出口商品，除了有明显的反动政治内容的，必须立即改变以外，目前一般不要变动；以后的改革，也要充分考虑到国外市场的需要。对改革以后的新商品，外贸部门要积极采取措施，向外推销，打开国外销路’”。
这恐怕与外汇短缺的压力不无关联。出口创汇在当时既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政治使命。有人说，“文革”期间只有两样东西未停止正常运转，第一是原子弹的研制，第二就是广交会的举办。
196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增加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1967年4月13日，中国政治经济的非常时期，广州的“武斗”正处于高潮。为了保证广交会不受冲击，毛泽东亲自签发《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周恩来赶赴广州，连续开了四天的会，终于说通造反派把展馆里贴的封条拆掉了，让广交会如期开幕。然而增加外汇储备的努力却未见成效。直至1972年，我国每年的外汇储备都在5亿美元以下徘徊，1974年更是出现了“零的突破”。
据余世存《1840-1999的中国话语》所载，1974年4月，中国派出了以邓小平、乔冠华带队的赴联合国代表团。当时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发现去联合国不能用人民币，得用美元。于是中央紧急下令全中国的所有银行将美元收集起来。意想不到的是，偌大的一个中国，竟然只找出了38000美元，成了当时赴联合国唯一的现金经费。以至于代表团住进了美国的豪华酒店，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不起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