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2009027期封面

让档案告诉未来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30多年。今天的年轻一代，对于那段“史无前例”的动荡岁月到底还有怎样的印象？那段历史又意味着什么？

在中央文献出版社近日出版的《我的“文革”岁月》中，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党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元老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写道:“我与有的年轻人聊天时发现，‘五一六’通知、‘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月风暴’等这些在那个特定年代曾经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在今天似乎已经变成了语焉不详的词汇。而讲起‘文革’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他们则感到困惑，甚至因其极度荒谬而难以置信。”

正如巴金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初衷是“不让历史重演”，陈小津希望，他的回忆能够对那些不甚了解这场浩劫的青少年朋友有所帮助。“使他们再遇到大风大浪时，少一些单纯、多一些思辨，少一些惊诧、多一些党性，使他们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

而在被70后、80后们问及:“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避免悲剧的重演？”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徐友渔教授略作斟酌后说:“至少要了解！”

5月底，北京市档案馆首次对外公开“文革”期间的档案，正是为社会公众通过公开途径了解那段历史，打开了一扇窗。(张静)

经济主义盛宴:1966-1967

经济主义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但其重要意义在于，这是在整个‘文化革命’的政治大潮中，在清一色的政治性群众运动中，唯一一段人性色彩的显现”。

撰稿·张 静(记者)

这是一个发生在两代人之间的对话。

儿子羡慕父辈青年时期的“壮游”:“那么多人一起大串连，游山玩水，岂不是一次免费旅游？”

父亲迟疑了一会说:“你们这一代永远不能体会我们在‘文革’的感受。如果你只是从旅游的角度去看，就太浅薄了。”

“我的孩子也曾和我讨论过同样的话题。他们完全不了解这场运动的实质。而对这位父亲来说，他感觉受到了伤害。因为他当初怀着那样崇高的革命理想，却被当成了游山玩水。他们双方都没有考虑到，所谓的大串连，给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

然而也有研究者认为:“假如没有免费的午餐，学生是不是还有这么高的热情很难说。”串联的三大任务是看看其他省市都是怎么开展“文革”的、交流革命经验，同时也顺便看看祖国大好河山。而印红标远在东北抚顺的表弟，当年就只记住了最后一条。

看看解密老档案中的那段日子，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看看祖国大好河山

“路费全免。外地学生来北京吃饭也不花钱，在哪个学校吃饭就按哪个学校的伙食。北京的中学是每人每天3角3分，大学是4角。”印红标回忆说。

河北省大、中学生串联外地，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是4角，吃粮标准补足1斤半。每天还发给政治宣传费1元，杂费1元，购买长征途中的必需品和支付零星需要。中等学校学生和家庭困难的大专院校的学生每天还有2角4分的伙食补贴。天津市的大专学生每人每天也可以享受5分钱的补助。县以上的中学生每人每日补助1角5分，县以下的中学生则补助2角钱。(1966年12月20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等以上学校师生外出进行革命串联吃粮标准和经费开支的试行办法(草案)》，1966年12月27日《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步行串联经费开支和粮食补助的试行办法》)

据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接待工作清理办公室1967年7月26日的统计，从1966年8月开始出现全国性的大串连，北京市共接待了1200万革命小将，每天在京人数高达260万人，一共花去了约1亿元接待费，这还不包括免费乘车。

国家投入了大量物资用于接待。初步统计有棉布300万米，棉花190万斤，毛毯16万条，棉毯27.7万条，铺垫和搭棚用的铺草席子7000余吨，此外还有大量的炊事用具和其他物资。在接待期间，还借出粮票5000万斤，现金500多万，棉衣1.5万件，绒衣裤21万件。

“整个国家的民用运输非常拥挤，几近瘫痪。当时红卫兵在北京有乘车卡，他们也没有目标，见队就排。有一次我家门口的天坛西门公交站排起了长龙，我骑着自行车一路看，才发现这条队原来是从天桥排过来的，整整一站路。当时我家里也不算富裕，但我还是花了150元买了一辆自行车，就是因为挤不上车上不了学。”

当时北京已是落叶纷飞、寒风砭骨，据说很多人借到棉衣之后都没有还。林学院有学生去兰州串联，借了宣传车、油印机、录音机、照相机等，后将照相机据为己有。地安门中学也有一学生在上海借自行车1辆，油印机1台，棉被3条，也成了一笔烂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