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管《参考消息》后，建议版面进行调整，但总感觉一、四版和二、三版之间的两个中缝长期空置而没有利用起来太可惜。当时参编部正在恢复和建立内部各项管理制度，要巩固这些制度需要激励机制，需要一定的经济力量支持，我想可以利用《参考消息》两个中缝刊登广告，搞一些收入。恰好部办公室主任李鸿林也建议《参考消息》刊登广告。我俩联合向参编部领导班子提出这个建议，获得一致支持，并决定让李鸿林到社办公会议上去备案。不想在社办公会议上，一位社副秘书长当头一盆冷水泼下来：“你们要搞资本主义啊？！”虽有这样的看法，但社办公会议没有作出明确不准刊登广告的意见。李鸿林回来一说，参编部副主任杨效农听后发火道：“什么搞资本主义？批评由我承担。”这样，参编部领导班子再一次下了决心，开辟《参考消息》的广告事业。这是1980年春天的事。

建国后，报纸很少有刊登广告的。《参考消息》刊登广告，我不知能排上第几名，在新华社中这确实是一件带头的事。从此，新华社也利用自己掌握的有形媒体阵地开始了广告事业。发展到现在，全国没有一家媒体不刊登广告的。

10年以后，随着《参考消息》的篇幅增加，给广告提供的空间也愈来愈大，广告的年收入很快就超过亿元大关，成为新华社财务收入的主要支柱之一，远远超过了我们当初的预期。

《参考消息》的发行工作，一直是通过邮局进行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参考消息》编辑部从来没有同邮局系统打过交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参考消息》编辑部收到有关订阅方面的来信突然增加，被迫和邮局打起交道。发行量下滑后，编辑部派出一些人到各地了解情况，不可避免地也向地方邮局作调查。通过调查，了解到各地大专院校还存在很大空间，而这里本是开放阅读《参考消息》的。为加强青年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1984年底，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和国家教委主任李鹏先后作出批示，国家教委在1985年1月还发出文件，要求全国高等院校校方给所有学生每间宿舍订一份《人民日报》和一份《参考消息》。1986年8月，《参考消息》专门开了发行会议，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国家教委和邮政总局都派人参加了。这大概是最后一次行政力量支持《参考消息》的发行工作。就在此次会议前的1985年1月1日，《参考消息》报头下的“内部刊物”4个字已经中宣部同意变成了“限国内发行”。这时，《参考消息》报的发行已不完全依靠邮局订阅，开始允许上报摊零售而成为完全公开发行的报纸了。隔了不久，连这几个小字也没有了，只是在主管机关内部登记时，作为“国内发行”报纸。

从“内部刊物”到摆上报摊公开叫卖，《参考消息》在改革开放初期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一转换过程，这个过程完全是顺其自然的。尽管这期间的各种措施都是为了阻止报纸发行量的下滑，但是没有任何一级组织或领导人把它从“内部刊物”变成公开报纸作为预定的、有计划的目标。实际上，早在《参考消息》报出版的第二天，1957年3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出版《参考消息》报时，指着报头下的几个小字(当时是“内部刊物，不得遗失”8个字)说：“什么‘不得遗失’？人家遗失了，有什么要紧！不要那么多禁令，就是要我们的人见世面，要懂得外界的事情。”

时至今日，经过20多年的拼搏，《参考消息》报虽然主要仍是通过邮局订阅，但其发行量完全依靠市场，行政力量对它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在多年的市场调查中，全中国日报的发行量记录表明，《参考消息》报仍然连年拔得头筹。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环境下，这是一件多么可贺和不容易的事！这个事实也表明，中国社会对《参考消息》报是肯定的，是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