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4月，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来中国访问。她是一位著名的长于采访各国领导人的记者，善于当面提出敏感、尖锐的问题要求领导人回答，是有名的“辣椒”。这次来中国，她要求采访邓小平。邓小平接受了她的采访要求。在结束谈话后，邓小平还就回答是否“及格”询问了她的意见，法拉奇当场表示满意。法拉奇回国后，发表了她访问中国的报道和对邓小平的访谈录，引起了国际注意。参编部收到后，赶译出来，准备在《参考消息》上刊登。

我拿了译好的稿件到社机要室借阅我国接待单位关于邓小平接受法拉奇采访时的正式记录，以便核对法拉奇的报道有无出入。机要室人员找出了正式记录，我刚要办借阅手续，社总编室的一位值班副总编忽然走了过来加以制止。我向他说明了借阅的目的，告诉他《参考消息》准备刊登的是法拉奇写的报道，不是我方的正式记录，而这样做是新华社的传统做法。这位副总编仍然不同意，也不说明理由。我见无法沟通，只有要他一同去找社长曾涛。

我向曾涛重申了我的目的和理由后，曾涛考虑了一阵，最后作出裁决：法拉奇的报道，《参考消息》这次不登了，改由《半月谈》发表；以后外国记者对我国领导人的访谈记录，一律由新华社公开报道。我当然只能接受曾涛这个裁决。因为《半月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新华社和中宣部合办的新刊物，其前身是“文化大革命”中停刊的《时事手册》。《半月谈》的发行量虽不及《参考消息》，但能为新华社的这份新刊物增加点声望，没有什么不好。

隔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原来法拉奇访问邓小平后，新华社曾经发过一个消息，不过只是程序性的，没有实质内容。这种做法当时就受到胡耀邦的批评，指示以后中国领导人接见外国记者，谈话涉及全国性政策和宣示了重大决定的，新华社都要立刻作公开报道。曾涛对如何处理法拉奇报道一稿作出的裁决，其根据即在此。这样，《参考消息》就让出了“出口转内销”的阵地。

让出“出口转内销”阵地，并不意味着《参考消息》不再作为中央领导人向公众传达特殊信息的特殊渠道了。在《参考消息》刊头下仍然印有“内部刊物”的年代里，我亲历过并且印象清晰的报道就有好几次。

1982年春季有一个时期，国际上对邓小平的健康状况以及政治地位猜测纷纷，甚至影响到国内也有人跟着谣传。一天，参编部忽然收到一封从“汪锋办公室”送来的信。汪锋是谁？我只知道“文化大革命”前他已经是一位省部级以上的领导，而当时任什么职务，就不清楚了。拆开信封一看，里面装的是意大利《时代报》一位驻北京记者所写稿件的中文译文，稿纸上端有邓小平的亲笔批示：“送《参考消息》发表。”文章内容前一部分就是在北京外国记者圈内当时关于邓小平的种种传言和猜测，后一部分是记者根据自己采访观察的结果，列举事实说明邓小平安然无恙。根据邓小平对文章的批示，《参考消息》当年3月的某天在第一版下部用较大篇幅刊登了这篇报道，目的当然是为了澄清国内外关于邓小平的谣言。这是国内其他媒体不便公开做的事，而只能由《参考消息》发挥其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