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还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注意研究“文心”，探索文艺内部规律。例如中国上古神话不那么繁荣，流传下来的仅存零星，鲁迅认为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的传统是“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祗，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而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

《中国小说史略》还大量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在影响研究方面他不但注意中国小说如何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关注中国小说对域外的影响，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结论，给予后来的研究者深刻的启迪。比较的方法不仅可以跨语言跨文化进行，也可以在本国文学范围之内进行；这里也可以分为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两种模式。他指出孙悟空与无支祁的渊源关系，即属影响研究；而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虽诡幻动人，而并非出于独创，干宝《搜神记》有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事，大旨悉同，当即此篇之本，明人汤显祖之《邯郸记》，则又本之此篇。”前后影响的线索相当分明。平行比较视野更为开阔，通过这种比较可以更深刻地看出相关作品的个性与共性，从而更准确地确定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事实上鲁迅本人对中国小说史的观察也是通过比较的研究而逐步深入的。在讲义的初稿《小说史大略》中，评论方面的，小说流派方面的，时代概貌方面的，发展规律方面的，都带有明显的经典性。尽管今天对小说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出了当时，但鲁迅的许多基本观点仍然立于不败之地，时时为学者们所称引——这就是经典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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