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利钦政府实施的这种私有化政策从表面上看包裹了一层又一层“合法”的外衣：譬如，（1）立法机构对私有化改革的正式立法使“化公为私”的政府行为具有合法性，（2）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私有化证券的价值只能由市场来决定的“现实”使财富转移过程的不公正性有了合法的“客观”理据，（3）每次对国有资产的低价拍卖都是以“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弥补巨额财政赤字”或“剌激经济复苏”等名义而采取的“应急之策”，（4）在对国有资产进行评估时，那些一心想成就私有化事业的政府机构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国有资产当成甩不掉的“包袱”低价贱卖，个中的秘密外人总是无法得知。

然而，尽管有了上述种种表面上“合法”的包装，这场空前规模的“化公为私”政策行为的政治腐败实质，人们仍然不难从其实施过程的非公正性中看出端倪：国有企业真正的买主是一些有权、有势或有关系的人，他们用极低的价格购买国营企业，12.5万家企业平均售价只有1700美元，有几万职工的大型工业企业仅卖二三百万美元，只相当于欧洲一家小型工厂的价格，而且那些用来廉价收购国有企业的钱，有许多都是凭关系从银行中贷款而来的。[11]

这其中的玄机就在于，哪些人才的资格享有这种一夜暴富机遇？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俄罗斯的“新权贵”都是哪两种类型的人，一切就都清楚了。这两种类型的人分别是：

（1）前政府和现政府高官：这些政府高官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来“合法”的为自己谋求财富和利益，大发其财。如俄罗斯“统一电力”公司总裁丘拜斯（叶利钦政府副总理、私有化部部长），卢卡伊尔石油集团总裁阿列克别罗夫（前苏联石油天然气工业部副部长）和俄罗斯联合进出口银行总裁波塔宁（叶利钦政府的第一副总理）、伏尔加汽车营销公司总裁兼传媒巨头列别佐夫斯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秘书）。[12]除此之外，曾任苏联天然气部长的切尔诺梅尔金，在私有化后成了俄天然气股份公司最大的股东；前苏联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则摇身一变成了大银行家。[13]

（2）与政府高官有着各种利害关系的金融寡头和大投机商：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新权贵”中赫赫有名的“七巨头”。他们是：“大桥”银行总裁兼传媒巨头古辛斯基、伏尔加汽车营销公司总裁兼传媒巨头别列佐夫斯基、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维亚希列夫、俄罗斯国际集团公司兼联合进出口银行总裁波塔宁、卢克石油公司总裁阿列克别罗夫、梅纳捷普银行兼尤科斯石油公司总裁霍多尔科夫斯基和莫斯科储蓄银行总裁斯莫林斯基。

对于政治腐败而言，政府高官通过手中掌握的权力来以权谋私是人们最熟悉不过的腐败形式，但这种人们通常认为只会发生在“专制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却同样是以民主改革家自诩的俄罗斯政府高官们一夜暴富的手段，这就颇富讽刺的意味。另外，笔者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俄罗斯在民主改革的名义下出现的以政商合谋为契机而催生的使腐败合法化的形式，其标志就是“官商综合体”的形成。这种腐败形式由于有了“合法化”的法律外衣，人们便不再把这种腐败看作是腐败，而看作是一种“正常”现象。[2]就民主化时代的俄罗斯而言，民主改革派为了在一夜之间实现资本主义，有意识地通过一场所谓的“私有化改革”来造就一个新权贵阶层，这就为腐败的合法化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种腐败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已经演变成了某些现代民主国家（如美国）的常态，而且更有可能发生在一些正在向民主化转轨的国家。作为这场“改革”的既得利益的最大获利者，那些一夜暴富的新权贵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民主改革派最铁心的支持者。他们与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改革派政府之间结成了一种特殊的、以利益共享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一方面，他们在“私有化改革”中仰赖政治权力的百般“关照”迅速发财致富，另一方面，在他们发财之后，他们又“知恩图报”地以金钱为后盾来回报其利益的庇护人。其典型的事例是：在1996年大选中，叶利钦因其改革的失败使民众生活水平大大下降而人气大跌，以别列佐夫斯基为首的“七巨头”在关键时刻不仅为叶利钦筹得巨额竞选经费，而且更动用他们收购而来的各种传媒工具为叶利钦大张旗鼓地进行舆论宣传和造势。使叶利钦得以以微弱的优势在第二轮投票中胜出而再次当选总统。对于新权贵集团为叶利钦立下的汗马功劳，别列佐夫斯基曾非常得意地炫耀说：“俄罗斯的商人们对叶利钦总统取得胜利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对谁来说都不是秘密。这是一场为我们的切身利益而战斗的战斗。”[14]

在竞选连任成功之后，叶利钦对于新权贵的利益的“关照”更加尽心尽力，对他们的各种要求更是言听计从。他不仅大胆地将别列佐夫斯基任命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秘书，让其左右俄罗斯的对内对外政策，而且还说服独联体12个国家的元首，让他当上了独联体执行秘书，在独联体内飞来飞去，与大小总统们讨论国际局势和独联体的未来。[15]

三，俄罗斯民主化时代政治腐败的主要表现

通过经济体制的私有化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俄罗斯曾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西方所欢迎的民主化样板。但令那些对西方式民主无限崇拜的人们无法释怀的是，尽管俄罗斯按照西方的要求实现了民主化，但却没有出现与民主化相伴而行的政治清廉和社会公正。相反，俄罗斯从此以后却深受政治腐败的困扰。从此以后，政治腐败就犹如一颗巨型毒瘤在俄罗斯社会中漫延和恶化，它腐蚀着俄罗斯的国家体制和社会文明，严重地阻碍了俄罗斯走向政治昌明、经济复兴、社会和谐、国家富强之路。具体而言，俄罗斯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腐败大体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高官与商业和金融寡头的相互勾结。那些在一夜之间暴富的新权贵和金融寡头，凭着手中几亿、几十亿美元的个人财产，实现了他们将资本权力化的目标。他们在政治上左右政局，政府要员成了他们手中的玩偶，国家法令成了他们赚钱的工具；他们在经济上呼风唤雨，公共财富和资源成了他们巧取豪夺、任意瓜分的对象；与此同时，他们还垄断了舆论工具，大众媒体成为他们的喉舌，民众成了受他们愚弄的对象，民意被他们引导和操控。“影子政治”和“影子经济”象一条条毒蛇紧紧地束缚住俄国的手脚。据统计，10年来，“影子经济”增长5倍，其份额占到了高达俄罗斯GDP的50％。从1991－2000年10年间，俄国资本外流2,000亿美元，在随后的几年中更是有增无减，平均每年达200－250亿美元。这相对于俄罗斯已经大大萎缩的经济总量而言，是难以令人置信和骇人听闻的。[17]

二是黑社会组织的猖獗。苏联解体在俄罗斯崛起黑社会组织并不是偶然的，这一现象与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腐败有着密切的联系。黑社会组织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横行和猖獗，如果没有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作后盾，是不可想象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政治现实是，政府权力几乎完全听任新权贵的摆布，而黑社会组织的幕后保护伞通常都是这些新权贵。俄罗斯的光头党和黑手党已经由90年代初的占地为王、欺行霸市发展为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跨国犯罪集团。它们以走私贩私、毒品买卖、军火买卖、洗钱交易、开设赌场和妓院、收取保护费和人口买卖为它们的主要职业。它们控制着全国4万家公司和1/3以上的国有银行，俄国80％的企业都程度不同地要受其“保护”，其魔爪还伸向世界50多个国家。[18]

三是腐败集团结成了一张大网渗透到了整个国家机体的每一个部分。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每年行贿受贿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各级政府权力机关及海关、税务、警察等执法机构违法犯罪活动已带有普遍性和公开性。在财政和金融系统，仅2000年头10个月就查出经济犯罪案件5万多起。政府中的许多高官和公务员，警察、司法和税务机关中的许多工作人员与金融寡头和黑社会组织相互勾结，组成了一个以腐败为纽带的利益共同体。2002年6月，国际廉政组织公布了“腐败国家”调查结果，俄罗斯在被重点调查的91个国家中排名第11位，被列入“最腐败国家名单”。[19]国际学术界也纷纷指责俄罗斯经由政治腐败手段实现的资本主义，将其称之为“等级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寡头资本主义”、“犯罪资本主义”[20]、“任人唯亲的资本主义”[21]或“强盗资本主义”[22]。

四是政治黑幕的揭发者遭到黑恶势力的报复。俄罗斯民主派的改革所导致的腐败，不仅在国际上引起了关注，也引起俄罗斯国内具有正义感且勇于揭发腐败内幕的新闻界人士的愤慨。早在1996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就曾指责受到叶利钦重用的金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买凶杀害了一名敢于揭发黑幕的电视节目主持人。[23]到2002年4月29日，俄罗斯《陶里亚蒂评论》主编瓦勒里·伊万诺夫“因揭露政府高官腐败、有组织犯罪和毒品交易”的黑幕而遭到暗杀。[24]两年后，俄裔美籍《福布斯》杂志俄文版编辑保尔·克列布尼科夫也因长期坚持揭发叶利钦政府与金融寡头勾结的内幕而遭到暗杀。[25]

结束语：俄罗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失败的教训

对于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走向政治腐败和经济衰败的历史教训，目前在世界上已经引起了众多理论家、分析家和观察家的关注。但西方学者们大都仍然将这场改革的失败及其导致的恶果，要么归咎于叶利钦本人的执政风格以及他本人的种种主观因素，要么归咎于种种“客观的”或“现实的”因素，极少有人反思这场教训背后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形态因素。

在笔者看来，这场改革失败及其导致的恶果，与西方对俄罗斯民众在观念上施加的影响和操纵有十分密切的关联。西方长期以来对苏联体制的妖魔化宣传，[26]加上苏联体制内自身存在的种种缺陷和弊端似乎都“印证”了西方观念的“正确性”。西方的这种影响通过俄罗斯国内善意的政治改革家和恶意的政治投机者的共同发酵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推动力，使普通民众的信仰产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和转变。可以说，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所经历的这一悲剧，与“国家失去方向，民众失去信仰，生活失去保障，社会失去和谐”的政治现实有着直接的关联。

在普通民众失去对原有体制的信仰之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观念形态逐渐在他们心中扎下根来。但普通民众的智力水平以及他们无暇潜心进行理论钻研的现实因素，使他们在事实上接受的并非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最具理性价值和科学性的那些原理和原则。而当前西方政治理论界将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蜕变为政治神学的理论倒退，更是对俄罗斯民众产生了极其严重的误导。在这种误导下，普通民众在观念形态上形成了种种误区，这些误区最终使得他们误入歧途而不能自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