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30年代:给舞女一个爱国的机会(图)
2006年11月20日 13:41北京青年报投票数: 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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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增添的新人之中,还有一位曾以表演“香艳肉感的歌舞”为生的演员洪逗。她曾就读于青岛文德中学,教会学校的“那种机械的生活,我可过得够受了!”她回到上海踏进了社会,居然大胆地跳上了舞台,在“新世界”表演歌舞,“觉得走走江湖倒还够味。”然而,不久即是“一·二八”,“在炮声、飞机声、难民的呼号声,和满街的战报声里,把我幻梦全都惊破了,在那时候我开始觉到香艳肉感的歌舞,不是我们应做的了,那只是麻醉民众意志的毒汁”。“我们应该把艺术做宣传和唤醒民众的武器”(见《南归》)。舒绣文、洪逗等人本亦可称作“商女”吧?然在“红色的30年代”,在深重的民族危机下,她们一跃而成左翼剧人。

不过,在“新世界”举行的救济东北难民游艺会中,话剧演出并不像杨邨人所说的那样,“占了最重要的成分”(见《上海剧坛史料》)。我们有广告为证(见左上图):

假定在1932年12月31日,一位上海市民因明日无须上班,翻翻《申报》看看可作何种消遣,他会发现上幅广告。首先扑入眼帘的,自然是“花国舞后”、“名花”的字眼。如果他觉得太过荒唐,也就随手翻了过去;如果他是个舞迷,恐怕就跃跃欲试了,晚上可以来个通宵舞!如果他有足够的耐心,才会在广告的左上角,大字的“电影明星”、“啼笑因缘”下,在“今日游艺节目一览”中发现:智仁勇女中在“自由厅”演出田汉的《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春秋”的剧目是《乱钟》。它们的位置在京剧之后、“杂耍”之前———话剧在此幅广告中的位置,也是它在上海演出市场中的位置。话剧与跳舞“选后”、文明戏《啼笑因缘》、京剧、苏滩等等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却皆冠以“救国”之名而被生硬地塞进了同一个演出场所。此间的话剧恐怕难有跳舞选后等等的号召力。

然而,“救国”却是整个社会的“超我”,左翼试图用它来打压都市欲望和娱乐;后者亦有对策:以“救国”为衣冠白昼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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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葛飞   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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