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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期间，刘帅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讨。7月10日，刘帅由别人搀扶着走上讲台。他的检讨，既有实事求是的说明情况，也有违心的自我批判。他除了迫于压力，更重要的还是想尽快平息这件事，保护一批同志。然而，他的愿望太善良了，因为那时党的生活很不正常，斗争愈演愈烈。我和李达等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并编造了“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说我们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中央和军委的正确路线猖狂进攻”。会议还批判我在1958年2月上书彭德怀，是只要现代化、正规化，不要革命化。还批判我主持编写共同条令，是不要“党的领导、民主制度、群众路线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则”。
事实上，共同条令是军委组织的条令委员会编撰的。编写的稿子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多次讨论通过后，又报送毛主席审定的，毛还作了批示：“萧克同志，三部条令我审阅了。请你注意将有学习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字样。改后即颁发全军执行。”我将毛主席这个批示向彭总作了汇报，并提出：“共同条令是草案，先试行，待试行修改完善后再颁布执行。”彭总说：“草案也必须坚决执行。”然而，在军委扩大会后，训总的批斗会上，刘其人等人却说：“共同条令是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领导，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
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申辩的权利。更让我没有办法接受的是，他们逼着我承认是“反党”。我在大革命时期就向往党，两年后入党，几十年来，为了党的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即便南昌起义失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也从未产生过离开党的念头。我即便在长期工作中有很多缺点错误，也绝不会“反党”。
但是，军委扩大会议开了两个多月。彭德怀在总结中给我定性为：“一贯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从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出发，进行反党反领导的宗派活动，企图改变我们人民军队的面貌。”此前几天，军委已撤销了我和李达在国防部和训总的一切职务。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后，对我们的批判并没有结束。总政又派甘泗淇、刘其人等组成的工作组到训总领导开展斗争，指定训练总监部组成了新的临时党委，继续对我们进行揭发批判。他们采取专政手段，把预先圈定的所谓“反党宗派成员”，分别隔离、禁闭、监视，威逼利诱，无所不用。
我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始终没有承认“反党”。这时，他们就用高压政策，逼迫我检讨。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连晚上也不能休息。我心里很痛苦。入党30多年了，我还想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如果就这样死了，岂不冤枉？我想，只要人在，“戴帽子”又有什么关系？人可以打倒，历史是打不倒的。我按照他们的需要违心地写了检讨，才算过了关。
记得检讨交上去后，一次开会见到彭总，他说：“萧克，你这个人经得起斗。”我不知他这话是褒义还是贬义，苦笑一声说：“我的检讨还可以根据事实核查。”话外之意是我的检查是否事实，还可以核查。
那年秋天，彭德怀主持军委开会讨论关于我的错误的决定，我心里是不服的，发言时就说“基本上同意”，这下又遭到批驳。他们说：“你说的基本是指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黄克诚很严厉地说：“他不服，再开个会研究一下！”我也敏感了，所谓开会是什么意思，不外是加强火力再斗一场而已。我不说话了。当时参加会的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几位老帅没有表态，才作罢，那个决定就算通过了。
彭总嘱托侄子向萧克道歉
直到1959年5月14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报告，并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到团及地委，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才算结束。
在运动中，除了我、李达、郭天民外，李钟奇、吴伟、赵凌汉、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十几人都被打成“反党分子”。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仅一年，主持批斗我的彭德怀元帅，也成了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批斗的主要对象，遭受严重的打击与磨难。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我好意给彭总写信，却成了“反党”的把柄一样；不到一年，彭总好意上书毛主席，也被说成是下“战书”。过了一年多，林彪又用同样的手段整谭政等同志。至于“文化大革命”，更是变本加厉。
也许是一腔忠心耿耿反而被冤屈的痛苦，使彭总对“左”的错误有了认识，他在被“罢官”以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彭起超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
听到这话，我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他既在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其实，我早就对他老人家没有气了。当时彭总的所作所为，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当时我不是也违心地承认是“反党”吗？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我们也向党组织提出对1958年反教条主义处理结论的申诉。经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于1978年11月7日发出通知，对当时的结论作了改变。通知指出“萧克同志在训练总监部工作期间，犯有单纯军事观点和教条主义等错误，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批评是必要的、正确的。但鉴于当时萧克同志已作了检讨，彭德怀和林彪别有用心，借机整人，过重地打击了萧克同志。因此决定撤销‘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的结论”。总政这个结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军队教条主义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在1980年代以后。1980年9月，我曾给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认为现在要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必须安定团结，使党的生活正常化。必要的批判斗争，也要从实际出发，绝不可扩大化。过去搞运动主要领导人有个口头语：‘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而‘严’是在‘矫枉必须过正’的错误原则指导下的‘严’，就必然不顾事实上纲上线。政治上、思想上一经拔高，所谓‘组织处理从宽’，就是十足的虚伪。这是二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了的。今后对政治情况切不可凭空臆造，或一处出了问题，就举国兴师，经久不息。要分清问题的性质和主流与支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期出问题，就在当地当时及有关单位解决。把过去那种无穷无尽地写大字报、写批判稿、写检讨稿，开大、中、小批判斗争会的时间，去读书学习，搞业务，做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作吧！”
总结这段历史，正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摘自《炎黄春秋》2006年第11期萧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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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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