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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蜀:如你所说,袁世凯是清末新政主要支柱之一,而清末新政成就很大。袁世凯也并非守旧,并不一定就是民主共和的敌人。当时袁世凯存在两种取向,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怎么对待袁世凯,怎么对待从旧体制中分化出来的关键人物,怎么引导他们向善,我认为是民国初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就有希望双赢。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容易两败俱伤,甚至前功尽弃,导致全面的复辟。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或许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
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利益分配机制的问题。即革命成功后,旧派的利益要不要尊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暂时掌握话语优势的新派,有没有海纳百川的气度、天下为公的胸怀,能不能跟旧派在利益分配格局上达成妥协的问题。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
袁伟时:民主共和的前提就是承认社会是多元的,要承认各方利益,通过民主程序和法治途径,进行决策和达成必要的妥协。当时较大部分的社会精英大体都懂得这些知识,但这些现代文明的规则,没有现实的效力。而另一端的袁世凯却是摇摆的,他的选择,取决于各种势力博弈中将他往哪一方向推。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最有利的,是尽可能地把各种势力都拉进民主、法治的制度轨道。
本来,“二次革命”之前的形势对国民党非常有利,凶手抓到了,作为铁证的来往电报拿到和公布了,而且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袁世凯被迫批准赵秉钧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如果坚持依法追究下去,袁世凯极为被动,国民党则于法有据且哀兵动人,胜算很大。
笑蜀:法律之途尚未穷尽,就选择了枪杆子,要用暴力解决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孙中山不搞“二次革命”,而是继续在法律上博弈,最终能不能解决问题?
袁伟时:在当时情况下,很难做到完全水落石出,但是袁世凯在政治上会非常孤立。
笑蜀:不能把真相完全追出来,不能达到完全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但是会削弱袁世凯的权威,会造成一个弱势总统?
袁伟时:不一定弱势,但肯定是一个受到牵制的总统。他最后采取什么办法呢?他毒死了国务总理赵秉钧,这样他就可以把一切责任推给赵秉钧,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在法律上博弈,虽然查不出元凶,但袁世凯会跟今天美国的杀人疑犯辛普森一个下场,纵然逃脱法律惩罚,但逃不掉道德和舆论的惩罚,要天天被人家唾骂,天天被舆论批评、督促,同时还有一个国会牵制他的行动,那么他后来要复辟帝制也就不可能了。
笑蜀:那么,多党政治、国会政治就可能持续下去,并有机会逐步成熟。中国也就不至于陷进军阀混战的泥沼?
袁伟时:这种假设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孙中山放弃法律上的博弈,选择“二次革命”,不仅党内阻力极大,而且社会上也反感。社会舆论本来完全倒向革命党人一边,这时几乎都转而支持袁世凯了,孤立无援的革命党人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袁世凯轻轻松松转败为胜,革命党人则功败垂成。
作者:
笑蜀
编辑:
h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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