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服装几近被西服彻底摧垮

改革开放后，中山装成了左派、保守的标志，西装则成了开放的标志。

其实西服、皮鞋的流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在中国风靡过一阵子，推动这场对长袍马褂变革的，是被清政府派到海外学习科学技术的留学生与一批留日回国的革命党人。他们还发起“剪发易服”运动，以此表明积极与西方先进文明接轨的态度———这和今天的“汉服运动”有着奇妙的历史对应。

这次服装变革运动，结束了中国“没有时装的时代”，也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意识的苏醒。

有意思的是，时隔半个世纪，中国历史上真正个性释放、解放思想时代的表征，还是以穿西服为标志开始的。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袁仄回忆说，70年代末期，中央非常重视民众的思想解放，当时的服装归轻工业部管，部长就倡导大家穿得新潮一点。“他自己率先穿上了西装。很快这成为神州大地的一个热点。当时铺天盖地的人都穿上了西装。”

思想解放了，服装的政治性也减弱了，为什么人们还是不由自主地随大流？那是因为经过了10年的动乱之后，人们想穿好看的衣服，也急于要摆脱掉长久的压抑来表达个性，却又不知道该穿什么，仍然非常迷茫和无知。于是，大家都模仿影片里人物的穿衣打扮。喇叭裤、邓丽君的歌曲等等原本体现个性化的元素，都是在这样集体追随中风靡整个中国的。

这种自我找寻和自我改造方式的盲目性与统一性，不仅发生在国内，在出国人员身上尤甚。

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期间出国的人，都会给一笔额外的活动费用，其中必有的就是服装费——买西装、领带、皮鞋的钱。仿佛每一个人一出了国门就成了中国的代表，生怕丢中国人的脸。由于服装过于正式、统一，往往在人群中很容易“突显”中国人的身份。

那时候出国的人拍回的照片也都是一个模样：夹着公文包，穿着西服（往往袖口还带着商标），站在有标牌的景区大门口，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中国人出国时的这种造型，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外国人调侃中国人形象的一个典型性特征。

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势，表现在服装上，便是西洋服装在西方及世界其他地区，都毫无疑问处于服装文化的领导地位。而接受这一引导最彻底的，非中国人莫属———今天的中国人，除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正装”九成以上为西服。

建国至今50多年的中国现代服装发展过程，正是国人放弃传统最彻底的时期。

如何找回中国的文化自信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事实上，任何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辉煌古代文化的民族，都应该也有能力拒绝这种单一文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上世纪20年代，孙中山在西服盛行的情形下，吸收了西服轻便得体的优点，再参考日本学生的校服，授意兴中会的成员黄隆生创制出独具特色的便服，这就是之后人们所说的“中山装”。这个款式也成为今天中式服装设计里最基本的参照标准。

而发生在近几年的“汉服运动”，也是一些年轻人找寻已经迷失的民族身份的一个尝试。这样的身份表达，也越来越多有意识地出现在不同的国际事务场合。

2000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组委会给各国领导人穿上了唐装，来显示主办地是在中国，由此还带起了中国的唐装热——与传统的中式服装基本一样，只是把原来的岔肩袖的式样改了，多了些时尚感。

2001年，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中，20多款精心裁剪的旗袍，裹着张曼玉的曼妙身材，迅速成为中式服装的新宠；2002年，巩俐以几款改良的旗袍装亮相威尼斯电影节担任国际评委会主席，艳惊四座。从此，旗袍成为中国女性在国际场合展示自身的独门“兵器”，屡见奇效。

成龙、李连杰在好莱坞及国际影坛，俨然就是中国（功夫）的代言人，但他们以中国人身份出场时，一定身着中式服装。张艺谋、谭盾、陈凯歌等越来越多的人，在国际场合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以中装示人。这样的展示，与其说是一种个性表达，不如看作是对自己的最起码的文化自信。他们服装的设计不尽相同，却中国味十足。

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作为下一届举办国，中国要表演一个节目以示接替，14名中国女孩，身穿改良的超短旗袍，用琵琶、二胡等民族乐器共同演奏了《茉莉花》——中国的政府和文艺界正尝试以这样的“中国味道”向全世界展示这个变化中的古老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以中式服装主打的品牌越来越多，其销量在国内服装市场已占有相当比重。

今年5月2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对风起的“汉服”热潮也表示了他的态度：“我也看到过这个消息，有些地方有些青年人在提倡穿汉服，但是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什么服装是能够真正代表中国的服装，这恐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