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

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童蒙教育目的多元化趋向的形成。宋代童蒙教育除了以理学为核心的道德教化目的进一步彰显，以及为科举之预备目的进一步强化以外，童蒙教育为生计和职业准备的目的初步显现。由于科举考试竞争十分激烈，能及第者毕竟是少数，当人数众多的农工商子弟的科举之梦在屡试屡败中破灭时，其读书目的往往也随之发生变化。袁采在《袁氏家训》中明确指出：“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脩之俸。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据洪迈的《夷坚志》记载，宋代出现过许多屡试不中转而经商、务农都很出色的人物。如鄱阳的黄安道就因“屡试不第，议欲罢举为商”，不久就“小有所赢，逐利之心遂固。”而福州的林自诚“尝业儒”，而又“为商贾之事”，并盈利不少。这些实例正是宋代童蒙教育目的多元化的真实写照。

四、内容丰富，实用知识与自然科学常识并重

宋代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化，促使童蒙教育重心下移至民间，童蒙教育出现了事实上的双轨制，即一是包括专为皇室、贵族子弟设立的宗学、诸王公学、内小学和国立、地方小学在内的官学教育系统，二是包括专门为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子弟设立的私塾、义学、家塾、村塾、冬学以及其他民间教化形式在内的私学教育系统。私学教育系统中接受教育的主要是人数众多的田夫牧子和工商小民，他们的天职“无非辟土植谷”、“作巧成器”、“通财鬻货”，因此，他们所读之书系“杂字”、《百家姓》之类。尤其是广泛流行于田夫牧子和市井之人中间的识字教材——杂字，凭借通俗易懂的语言，将识字教育与日用生活常识和实用技艺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广大中下层平民及其子弟在“常读熟记”中了解五谷杂粮、农什器具、日用家什以及生产、生活方面的基本技能，进而达到“上账不难”等基本技能的掌握的目的。（《常用杂字》，引自宋洪、乔桑编《蒙学全书》）

此外，宋代许多著名学者如朱熹、吕祖谦、吕本中、陈淳、王应麟等，在重视伦理道德教育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对蒙童进行一些自然、科学常识的教育，以培养博学、广闻的儿童。王应麟在《小学绀珠》自序中，明确指出：“君子耻一物不知，讥五谷不分。七穆之对，以为洽闻；束帛之误，谓自寡学。其可不素习乎？乃采掇载籍，拟锦带书，始于三才，终于万物。经以历代，纬以庶事，分别部居，用训童幼。”在王应麟看来：“夫小学者，大学之基也。见末知本，因略知详，诵数以贯之，伦类以通之，博不杂，约不陋，可谓善学也。”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宋代童蒙教育内容中不仅有“云维何兴，以水之生。雨维何降，以云之蒸”等自然常识，也出现了以欧阳修的《州名急就章》、方逢辰的《名物蒙求》、王应麟的《小学绀珠》、《历代名医蒙求》等为代表的专讲名物制度、自然常识及科技知识的童蒙教材。这些反映出宋代童蒙教育开始重视自然和科技知识教育的趋向。

综上所述，宋代童蒙教育凭借其大众化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整个宋代社会文化的相对普及和下层民众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上层精英文化向下层大众文化的传播和转变，对维护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固和延续封建统治发挥了独有的文化效应。同时，宋代童蒙教育的大众化，也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童蒙教育社会化普及化发展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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