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至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使跻身于新民主革命时间不长的中国共产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和创伤。陈独秀作为党的第一任最高领导人，不管其所奉行的路线政策是自觉主动的还是被迫违心的，都逃脱不了应承担的领导责任，他因此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离开了连任五届中共最高领导岗位。由于种种原因，“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这个政治结论无人问津，延续至今已有70余年。近几年来，随着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学者们发现过去所能见到的有关大革命的历史资料，并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真实的全景画面，进而意识到在总结陈独秀右倾错误教训的同时，不能不深究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的责任。

一个不愉快的开局

建党初始，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关系一度比较紧张。因为马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集中领导体制来指导中共工作的，经常指手划脚，所以陈独秀对马林的装腔作势态度很反感，他说：“苏俄党是苏俄党，中国党是中国党，各有各的国情、风尚。我们犯不着去做共产国际的支部”。 可是，中共二大还是加入了共产国际，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经费主要靠国际的资助。这样一来，中共必须向共产国际定期交送工作计划和预算，领导机关的会议也要有马林参加。其实，陈独秀不同意这样做，不愿意有这种监护关系，他曾对包惠僧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人帮助固然好，没有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别人拿钱来革命是要不得的。”这表明陈独秀是一个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

马林来华不久，即向中国共产党提议，改变过去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起初，中共党内自上而下一致表示反对这一主张，1922年4月6日陈独秀致信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申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等六项反对的理由。马林的建议遭到拒绝后，不得不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求援，共产国际决议命令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为贯彻执行这一战略任务，是年8月，马林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重返中国。在他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开会议，讨论加入国民党的问题，经过马林的劝说和施压，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同意加入国民党。

国共合作之后，两党在多方面进行了友善的协同与配合，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但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国民党右派分子极力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要求用国民党的纪律对共产党员的权力和活动加以限制。为解决两党纠纷问题，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会，讨论“党内共产派问题”。会议根据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国民党总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建议，并经鲍罗廷与孙中山商议，决定设立有国民党、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代表三方参加的隶属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国际联络委员会”。该委员会拥有解决国共两党问题的全权，凡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政策和命令须先交给该委员会过目，实际上等于在国民党内成立干涉共产党事务的机构。陈独秀闻讯后大怒，指出这是国民党束缚中共的工具，是“鲍罗廷上了孙中山等人的圈套”，并立即召集中央紧急会议，反对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会后，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执会说：中国共产党是独立的组织，共产党员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因此，国民党只能决定同它有关的问题，而不能决定同共产党无关的问题。由于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坚决抵制鲍罗廷这一妥协政策，国际联络委员会实际上并未成事实。

以上的碰碰撞撞，表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开始就存在着集中领导体制与要求独立自主的矛盾，这使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觉得陈独秀的“头”不太好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