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不断地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原则。其中有些观点，例如三大改造完成之后，阶级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等等，都是同中央的精神、八大一次会议的决议不一致的。党内不少人包括中央领导人都感到不理解，思想跟不上。现在，毛泽东又提出党需要正确的个人崇拜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应。会上不少领导人反省自己为什么跟不上毛泽东的新观点，反省对个人崇拜的认识。有人说，我们在水平上和毛主席有很大的距离，应当相信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很多重大问题都是主席提出来的，我们要力求在自觉的基础上跟上。有的说，主席比我们高明得多，思想、观点、作风、方法都比我们高明。我们的任务是认真学习，倒不是“高山仰止”不可攀的。一位市委书记竞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对个人崇拜的发展，不能不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肯定个人崇拜是成都会议发生的又一个大转弯。它不仅改变了八大关于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原则，也改变了毛泽东自己一贯反对突出个人的主张。

由于提倡个人崇拜，个人专断日益发展，逆耳之言难以听得进去。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张奚若的反批评，已表明国家民主生活开始受到严重损伤。1957年，响应党鼓励党外人士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号召，著名学者张奚若批评党内滋长了骄傲情绪，主要表现是：“好大喜功（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急功近利（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用速成的办法去做），鄙视既往（轻视历史的继承性，一切搬用洋教条），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将来还没建立起来，就把过去都打倒）。”【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31、832页。】这种批评是中肯的、善意的。应该说，党的工作从三大改造后期以来，确有好大喜功的过失，虚心听取批评意见，对于防止和克服“左”的失误是有益的。但是，毛泽东对于张奚若的尖锐批评很不以为然，曾不止一次地予以反驳。成都会议上他又说，张奚若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无产阶级就是这样嘛，任何一个阶级都是好大喜功的，不“好大喜功”难道“好小喜过”！

我们就是这个章程，水利、整风、反右派，6亿人民搞大运动，不是好大喜功吗！我们搞平均先进定额，不是急功近利吗！不鄙视旧制度、反动的生产关系，我们干什么！我们不迷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干什么！我们错误是有的，主观主义也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是正确的。毛泽东的反驳，无疑是压制了民主，阻塞了言路，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