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在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以后，各地区、各部门都着手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成都会议上在又一次批评反冒进，要求加快速度的气氛中，与会的部门和地区的负责人都纷纷修改计划，提高指标。例如会议通过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说：“我们的任务是：在七年内（争取五年内做到）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实现农业生产力的大发展。”【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17页。】《关于一九五八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帐的意见》提出的工农业生产指标，比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指标高得多，工业总产值由年增长13．9％提高到33％，粮食和棉花的增产速度分别从5．9％、6．7％提高到16．6％、24．8％。有的省委书记提出一年“四实现”，即实现农业纲要四十条（亩产400、500、800斤的粮食指标）、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有的省要争取5年完成10年规划，即粮食、棉花的产量翻一番，油料的产量翻两番，消灭四害，扫除文盲，其根据是“欲慢则不达”。

还有人表决心：“苦战三年基本改变本省面貌，在七年内实现农业四十条，实现农业机械化，争取五年完成。”某大区负责人表示：全区5年完成纲要四十条的主要产量指标，5至7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中央有的工业部门提出：“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在这种热烘烘的气氛里，毛泽东一面告诫中央和省部两级领导必须稳当一点，要谨慎，要留有余地；一面又说，现在只是压缩空气，反冒进是一齐下马，现在不是下马，是如何搞出措施。毛泽东是欣赏这种“大跃进”气势的。他没有表示不相信上述高指标，反而说，今年如果能增加1000亿斤粮食，700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过来了。实际上，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全国每年只能增产粮食100多亿斤，就是30多年后的今天，在一般情况下，全国每年粮食产量也仅仅能增长二三百亿斤。可见，当时提出的那些高指标是多么脱离实际！正如谭震林后来在1960年12月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所说，成都会议的高指标，撒下了浮夸风的种子。

在生产上追求高速度，必然导致加快改变生产关系的问题。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指出：“我国农业正在迅速地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作机械化……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下）第15页。】这是农村生产关系向着“一大二公”转变的开端。会上，毛泽东还提出可以考虑一个省首先进入共产主义的问题。可见，急于过渡、超越阶段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在成都会议上也已经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