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革命和建设形势的估计不符合实际情况，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突出地提出了速度问题。他说，党内存在两个速度的分歧，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速度的分歧，这主要是我们跟邓子恢之间的分歧；另一个是经济建设速度的分歧，就是1956年所表现的分歧，或者叫冒进派同反冒进派的分歧。还说，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多快好省，一条是少慢差费，河南的水利建设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陈伯达作了长篇发言，从理论上发挥了毛泽东的观点。他说：“所谓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分歧，主要是关于速度问题的分歧”，“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问题解决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四十条纲要，多快好省，十大关系这一连串的问题，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我感到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我们有了新的独立的语言了。”“不管是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分歧，不管是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分歧，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是对于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估计。对群众估计不足，很多毛病就产生出来了。”陈伯达说，我很赞成、很欣赏上海报告中的那句话：“现在是跟帝国主义争时间、争速度问题。”毛泽东插话，肯定同帝国主义争速度的提法，要求在我们的文件里加上这一部分，并说，假如帝国主义都平掉了，也存在两个办法：一个是在干劲十足，群众路线，轰轰烈烈的热潮中前进；另一个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是宋朝诗人李清照的一篇词，她是个寡妇，是以一个寡妇面孔、寡妇心情来建设社会主义，还是以另外的心情来建设社会主义！陈伯达说：“在全世界有这样最大劳动人口的国家里面，生产力睡了几千年，现在一下把它叫醒过来，它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毛泽东插话说，左舜生他们叫“醒狮派”，因为他们出了一个刊物叫《醒狮》。我们才是真正的醒狮派。狮子一醒来，它就要发泄了。陈伯达说，毛主席关于几个“并举”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重大贡献，如果解决得好，中国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在世界上是空前的，要超过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也超过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插话说，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一个形象的口号，就是跟英国比。怎么叫多快好省呢？15年赶上英国。

为了牢固地树立高速度的思想，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再一次批评1956年的反冒进。他说，两种方法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用哪一种，我看应该采取“冒进”。并指出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基本观点为“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的报告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不公正的批评，损害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进一步助长了“左”倾错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