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生活处处显示着理想主义的特点

梁启超在《管子传》中曾说：“凡大人物之任事也，必先定其目的。三日于菟，其气如牛；江河发源，势已吞海。欲以小成小就而自安，未有不终于失败者也。”点出了历史上英雄成年后的理想主义“情结”。

“详细分析这一群体成年后的言语和行为后，我发现他们生活处处显示着理想主义的特点。”谷传华说。不仅如此，“在理想确立后的漫长时期，他们都以脚踏实地的行动实践着自己的诺言，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自我实现的需要尤其强烈，而且，实现自我潜能和价值的每一个行动都掷地有声。”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同学陈少白回忆说，孙先生那时革命思想很厉害，碰到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指宣传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话），就是和一个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香港兴中会的早期会员谢缵泰在1895年6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孙念念不忘‘革命’，而且有时全神贯注，以致一言一行都显得奇奇怪怪！他早晚会发疯的。”

与孙中山一样，在确立终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之前，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都拥有一个“野心勃勃”的英雄梦想，这种理想一旦确立，就成为一种坚定不移的信仰，不但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信仰，而且将包括爱情、婚姻在内的一切日常事务都溶入实践这种信仰的行动中。

谷传华发现，为理想而力行，突出地表现于他们的英勇、果断、冒险行为上。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几乎都有过九死一生的冒险经历。“在当时极端险恶的社会背景下，每一个重大的决策都是一种可怕的冒险，都面临牺牲或死亡的考验。在此过程中，他们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练就了杰出的社会活动能力，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创造性人格。

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曾将历史上的英雄分为“应时之人物”与“先时之人物”。谷传华表示，虽然无法严格地确定所考察的这些英雄们到底是“造时势”还是“为时势所造”，但他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而涌现的，而他们的诞生又为时代提供了引领者或先驱者。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既属于‘应时’之英雄，又属于‘先时’之英雄。”梁启超归纳了“先时”英雄的三种“最不可缺之德性”：理想、热诚、胆气，认为“三者为本，自余则皆枝叶焉耳。”

可以说，梁启超所说的这三种品质，正是我们所考察的英雄们在成年初期表现的突出人格特征。作为近代社会的“越轨者”，他们不遗余力地反抗着、改变着陈旧的规范和价值体系，而他们也为自己赢得了辉煌的人生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