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传华博士告诉记者，在研究对象们早期生活的记录中，很容易发现他们反抗或叛逆行为的迹象，而反抗的成功或社会活动的成绩无疑起到了某种强化作用。比如，毛泽东曾回忆说，十三岁左右，“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步，我便跳下去。我的父亲一定要我赔不是，并且要磕头赔礼，我同意如果他答应不再打我，我可以屈一膝下跪。”结果，父子互相妥协，结束了“战事”。

他分析认为，少年毛泽东总结出来的这一“反抗成功律”，即公开反抗导致对方的妥协或客气，而怯懦屈服导致对方的压迫加剧这一“公式”，影响了他随后的生活。他后来所领导的一系列罢工、罢课以及农民起义，都有将“反抗成功律”实际应用的影子。李立三、叶剑英等均有过与少年毛泽东类似的经历。反抗成功所带来的巨大强化作用往往促成了个体在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反抗斗争。

热衷冒险让他们开始尝试创造性地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

此外，“冒险性也是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另一重要特征，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性问题情境的探索性，换句话说，冒险性是探索性人格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人们的印象中，冒险意味着可能会获得某种非同寻常的成功，从而改善自身的境况或社会环境，赢得极大的社会荣誉；也可能彻底失败，而带来消极的痛苦体验和社会评价。

谷传华发现，“他们的冒险性表现于各种社会情境中，不仅包括为了探求更好的受教育机会和自我发展机会而进行的‘学业冒险’，而且包括为了实现某种抱负或理想而进行的‘革命冒险’。另外，还有为了创造性解决社会问题而进行的‘改革性冒险’”。

据毛泽东回忆，他的第一次冒险是因反对塾师的严厉管教而离校出走，在外“漂流”三日方才回家，少年毛泽东此时所面临的危险在于可能受到父亲和教师更严厉的惩罚，丧失学习机会，    幸运的是，他的第一次冒险就获得了成功：回家之后，“父亲比较能体谅我了，而塾师也较前来得温和”。

“相对于前三种冒险，政治冒险则是他们最典型、最普遍的冒险形式。毛泽东、周恩来、孙中山等人都有过带头剪发辫的革命行动。这可以说是他们人生中较早的政治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