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不在于历次的战役，而在于两度的和谈。三十五年(指1946年)的和谈，抵消了国军在东北、在华北以及在苏北的战果。三十八年(指1949年)的和谈，断送了北平和天津，敞开了长江的门户，瓦解了西北和西南的战局。”蒋介石的这一观点，曾经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述。第一次和谈，是蒋氏亲自参与的，故只能指桑骂槐地指责赫尔利、马歇尔等人。第二次和谈，是他被迫“引退”之后进行的，这恰恰成了他洗刷自己、抬高自己的借口。是故当他“复行视事”后的第一篇演讲中就说：“余自去年一月下野后，到年底为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全部沦陷，……这次下野时间最长，国家的损失最大，而本党的失败也最惨。”他说：“倘若去年年初，我不下野，无论如何想不到大陆各省会在一年之内断送干净。我下野的后果，终竟如此，殊为痛心。”蒋经国对此说得更为明白：“民国三十八年，许多人受到敌人的恶毒宣传，对我的父亲发生了误会和怀疑，一般准备投匪的动摇分子，甚至诬蔑他为‘和谈的障碍’。市虎伤人，甚于蛇蝎。我的父亲迫不得已，只好引退明志。结果，中枢无人主持，民心士气涣散，为匪所乘，驯致整个大陆沉沦。”其结论是“由此可以看到一个民族领袖的威信，对于国家安危和民族的兴衰的关系是如何的重大。”

蒋介石对国民党失败的检讨，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比如他认为“当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着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因而他亲自指导蒋经国制订了“国民党改造方案”，并于1952年在台湾农村实行了减租减息，1954年实行了土改。这是国民党在大陆从未做到的。其原因固然由于当时在大陆的执政者绝大多数系大地主家庭，在平均地权问题上不可能采取果断措施。到台湾进行土改，既不涉及自身利益，又无亲友阻挠，故得施行其道。但就领导中枢来说，不能不承认是蒋介石“亡羊补牢”的结果。

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蒋介石的检讨，只是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自我洗刷与自我标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总结。这种检讨并不能真正回答他们父子提出的“谁为为之，孰令致之”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国民党的改造问题，而只能误导国民党由错误走向错误。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并不是局部的、一个时期一个阶段的失败，也不仅是军事上战役上的失败，而是全面的彻底的失败。这种失败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只有冷静地对待历史，冷静地对待现实，并以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来判断是非曲直，才有可能得出经验教训，明白致败之由。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推翻满清封建皇朝后，相继建立的两个革命政党。两党的理想、宗旨虽有不同，但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这两个党的相携与相悖、合作与分裂，对中国前途具有重大的影响。蒋介石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把共产党看作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毛泽东说：“任何主义和政党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任何人的信仰，绝不是可以强制或取消的，古往今来为信仰而杀身成仁的，不可胜数。任何有社会基础和群众拥护的组织，绝不是可以强制解散和消灭的，古往今来多少革命团体在万重压迫和极端镇压下，依然存在和发展。”然而蒋介石却不这样看，他认为共产党是完全能够消灭的，是必须加以消灭的。在“清党”时他说：“中国只能有国民党，不能有共产党。……是故与共党势不两立，义无反顾。”在“围剿”时他说：“中正将出发鄂赣，督率围剿‘赤匪’。必能于最短期间清除‘匪祸’，奠安国族。”在“戡乱”时他说：“无论从国内国外哪一方面情形来观察，共党绝无不消灭之理。”他甚至宣布说：“共党一日未灭，则中正之责任一日未尽；叛乱一日未平，则中正之职责一日未了。”这显然是以反共为其终身事业了。

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第一次合作促进了北伐，第二次合作促进了全面抗战。这都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关头，两党采取的重大举措。如果说在北伐时期，共产党力量尚不够强大（当时国民党员有50万人，共产党只有5万人），蒋介石可以欺之以方，欺之以弱的话；那么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已是一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拥有纪律严明、勇敢善战的部队，在对敌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因而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政党。但是蒋介石无视于此，他仍坚持所谓“中国只能有国民党，不能有共产党”的观念，大谈什么“共党无不消灭之理”。因而在战后满目疮痍、哀鸿遍野的情况下，不顾广大人民希望和平，希望能够得到休养生息的要求，撕毁了《双十协定》，悍然发动了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