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折，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纪，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甚至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过去在大陆，国民党是不能被批评的，因批评国民党而被逮捕、囚禁、暗杀的，不计其数，甚至连国民党内元老级的人物如胡展堂、李济深、邓演达等也在所难免。到台湾后，蒋介石自己批评起来了，虽然只是泛论，没有具体指出诸如搜刮民脂民膏的孔宋家族，残民害民的中统、军统特务，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上层官吏，但能指出国民党的腐朽，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消灭淘汰”，也算是一点进步。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国军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过去，对国军也是不可以批评的。早在1946年，蒋介石说：“共党在国内外大肆虚伪的宣传，说本党如何专制，政府如何腐败，政治如何黑暗，尤其侮辱我们国民革命军如何扰民，甚至说我们军官人人都营私舞弊。”到了台湾，他大讲特讲“军不成其为军”的种种表现，这至少证明过去人民对国民党部队的厌恶，并非“虚伪的宣传”。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在国民党败退前夕，他不仅向蒋介石密告了自己的恩师陈仪，而且帮蒋介石秘密运走了国库所有的黄金、白银与外汇，最后将华东地区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带去台湾。所以蒋经国曾称汤恩伯为“国之干城”，说：“父亲引退之后交我们办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定海的飞机场建筑起来。到了淞沪弃守，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而成为现在保卫台湾和将来反攻大陆的一支重要兵力。假使这一支部队在上海就牺牲了，对于我们重建武力将增加很多困难；乃至我们能否安然度过三十九年(指1950年)上半年那一段最暗淡的时期，也许都成了问题。”蒋经国在这篇文章里着重描述了蒋介石对汤恩伯的爱护和倚重，但蒋介石本人并不如是观。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真是天威难测，连自己的儿子也摸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