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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运国，1974年在湖北成为赤脚医生)
我在我的药箱里头一直背着这本书，有时候出诊回来的时候，在路上找块石头或者树荫底下，还把它读一读了解一下，这个病看的对不对，还有什么别的没有做好的地方，非常实用的一本书.
（张开宁，世界卫生组织专家）
这些教材当中最正面的仍然是以问题为中心，就是不是按照传统的做法，先讲解剖，生理，学生化学、药理学，它不是按照学院派这样需要六年时间，八年时间培养一个好的医生，他是以问题为中心，实际上这在医学教育当中也是成功的案例。
解说：也许，当年的每一位赤脚医生的手里，都有这样的一本宝书，他们在出诊回来的路上，在收工休息的空隙，完成着边学边干的特殊使命。今天，当这些发黄的书籍隔着几十年的岁月斑驳出现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当年他们的主人爱不释手的神情，似乎可以回到那个人人身边有医生的旧日乡村。
解说：在历史的洪流中，一些原本普通的赤脚医生们也有了戏剧化的身份。1976年，覃祥官被湖北省委破格任命为卫生厅副厅长。不过为了保持赤脚医生半医半农的本色，他的身份还是农民，工资仍然要交给生产队换成队里的工分后年底才有粮食吃，覃祥官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农民厅长”。
（覃祥官，1965年在湖北成为赤脚医生）
我去报到时，背着黄包包，穿得很一般，我出国用的衣服回来都没有穿过，都是放在那里搁坏的，怕穿了人家说我骄傲了。门卫不让我进，他们说报什么到，我说我来工作的，让我把证件拿来，一看是副厅长就让我进去了，卫生局有个招待所，到了星期日打扫清洁，扫厕所都是我扫，他们问招待所是不是新添了职工，添了一个清洁工，招待所所长说你们不认识人，不是清洁工，是副厅长呐。
解说：就在覃祥官努力适应自己的新角色时，上海川沙的王桂珍也已经坐进了北京卫生部的办公室。
（王桂珍，1965年在上海成为赤脚医生）
75年12月份通知我到北京去参加毛泽东思想新医班，那时我记得的，他说去两个星期。到了北京之后，卫生部跟我讲，叫你来是三三制，说四个月在北京，四个月在川沙，四个月在大队当赤脚医生。你这次来就是在北京呆四个月。
解说：成为卫生部的“三三制”干部的王桂珍并没有感受到生活的变化。不过她的形象已经被印在了上海粮票上。
（王桂珍）
我在北京的生活费我爱人寄给我的。现在想想很好笑的，在那个年代根本没想过什么报酬不报酬的，那个时候只知道做.
（邱水兴，王桂珍爱人）
过去王桂珍出名的那时候，我一直在甘肃工作，家里的情况实际上都不太了解，就知道我每月发了工资，一个月寄给王桂珍十五块钱，有时候跟我说要上北京出差没有钱，她没钱嘛，她是挣工分的，哪里有钱呢。
解说：尽管做赤脚医生给覃祥官、王桂珍的人生带来过很多荣耀，但是他们最火红的记忆却留在了1969年10月1日，在共和国20岁生日的庆典中，他们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
（覃祥官，1964年在湖北成为赤脚医生）
我坐第一排，他从电梯下来，首先是周总理来看望，然后毛主席才下来，从电梯上下来，他弯下腰来，向我们招手，不让握手，怕他身体受不了。
（王桂珍，1965年在上海成为赤脚医生）
天安门检阅的时候，我跟毛主席相当于你现在跟我的距离那么近，当我回来的时候，从北京回到上海，回到川沙，在川沙人民大会堂有一千个人听我发言，我幸福的见到了毛主席，喉咙都喊哑了，一直喊毛主席万岁，哇啦哇啦喊。
解说：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在一起，这几乎是那个年代一个普通中国人所能够想象的最高荣誉了。覃祥官、王桂珍此后的生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活跃在全国各地几百万赤脚医生们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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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唐毓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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