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收到陈毅的这篇稿子，对其中的观点并不赞同。他立即给予回应，写出一篇长文《列宁忌日———谈革命》，发表在1924年1月21日的《晨报副刊》上。徐志摩的长文以陈毅的稿子为引子，说：“我这里收到陈毅曲秋（注：曲秋为陈毅笔名）先生寄来的一篇油印的讲话稿……”“陈先生的，是一个鲜明的列宁主义信徒的论调。他肯定（一）列宁主义，或第三国际主义，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唯一的希望，打倒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唯一的武器；（二）中国共产党是间接受列宁孵育的；（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农工阶级的党；（四）国内国民革命运动是共产党，就是农工阶级，领袖指挥的；（五）因此，所有我们国民革命运动的成绩如上文列举的，直接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间接是俄国革命或列宁自身的灵感。”

接着，针对陈毅的观点，徐志摩指出，中国社会需要的是“觉悟”，是“警醒”，而不是昏迷的“邪梦”。他用了西方的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认为“这是所有个人努力与民族努力唯一的最后的目标”。这就为他后面的话埋下伏笔：“但自从马克思的发现以来，最时行的意识论不再是个人，不再是民族，而是阶级了。”

应该说，对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观点，徐志摩是有所接触的，这从他后面的陈述可以看出来：“阶级，马克思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到处看得见的现象；阶级，按他说，往往分成压迫的被压迫的两种，这俩永远在一种战争的状态，有形或是无形。”既然是处在“战争的状态”，那么“革命”就逻辑地成为必然。而这，恰恰是徐志摩不能接受的：“革命，至少它的第一步工程，当然是牺牲……”

基于此，徐志摩指出：“我个人是怀疑马克思阶级说的绝对性的。”“至于中国，我想谁都不会否认，阶级的绝对性更说不上了……纯粹经济性的阶级分野就更看不见了———至少目前还没有。”

对于列宁，徐志摩虽承认“他的伟大，有如耶稣的伟大，是不容否认的……他的精神竟可说弥漫在宇宙间，至少在百年内是决不会消散的。”但却表态说：“我却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因为“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徐志摩几乎与当时西方世界对列宁的判断一个腔调：“他是一个理想的党魁，有思想，有手段，有决断。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在徐志摩看来，列宁主义也不见得就是适合中国的良药：“他的决不是万应散。在政治学上就根本没有万应散这种东西。过分相信政治学的危险，不比过分相信的宗教的危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