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关键的是，马叙伦在其他关于自己早年政治活动的回忆中，均只字未提加入同盟会之事。抗战胜利后，马叙伦投身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政治活动，成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其中多次追述自己与国民党的历史关系。1945年12月，他在《国民的责任应该说话》一文中称：他本人“未到‘弱冠之年’已有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过了二十，便加入同盟会外围的南社，也曾做过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的宣传部长，也曾踏过血迹而尝过小小流血的味道，也曾在国民党治下努力过政治工作，虽然从十九年起不让我再占国民党党籍了，但我不曾再加入任何党籍”（马叙伦：《国民的责任应该说话》，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宣传部编《马叙伦政论文选》第17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946年4月，他在《敬尽最后的忠告于国民党》一文又称：“在我做中学生的时代，已迷信了革命”，“后来我加入南社，也入了国民党，两次首都革命，一次浙江独立，不是我‘丑表功’，也算出生入死，影响到国民革命军的成功。”（马叙伦：《敬尽最后的忠告于国民党》，《民主》1946年4月27日第28期）在这两处记载里，马叙伦均只提辛亥前后曾加入南社，而未曾提及加入同盟会之事（他1923年才加入国民党，此前和国民党并无组织上的关系）。

关于自己的“历史”，除《我在六十岁以前》外，马叙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写过一份较为详细的简历，重点记载其革命经历，从反对北洋政府到反对国民党政府，记得相当详细。但同样只字不提是否加入过同盟会（马叙伦自述简历，马珮提供，原件为未刊打印稿）。如果曾经加入同盟会，无疑是他早年革命经历中的辉煌一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之所以完全不提，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不曾加入过同盟会。

至于马叙伦为何没有加入同盟会，限于史料，现已难知其详，只能从相关史事里寻找蛛丝马迹。马叙伦早年有着强烈的排满革命意识。这一思想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而不断加强。1905年，他与邓实、黄节等发起组织《国粹学报》时，“实阴谋藉此以激励排满革命之思潮”（马叙伦：《鼓吹民族革命之国粹学报》，《石屋余渖》第192页，上海书店据1948年版影印）。1903年马叙伦发表的《宋爱国岳文二公传》、《中国民族主义发明家黄梨洲先生传》，以及后来在《国粹学报》上发表的《方召传》、《记郑涛诗祸事》等文，都把发扬国粹和鼓吹排满革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民族主义倾向非常明显。1910年，马叙伦还加入了南社，留下“一击满湖烟雨破，谁家天下举杯看”的豪迈诗篇。按照反满革命思想正常发展的话，马叙伦加入同盟会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历史发展往往要比后人的想象复杂得多。现实中的许多人事因素，或许改变了其人生轨迹，使他没有转化为一个彻底的革命派。1909年，马叙伦长期追随的恩师陈黻宸当选浙江咨议局议长，成为浙江立宪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的鸿沟，对马叙伦加入同盟会不能不起到一些制约作用。后来浙江光复过程中，陈黻宸与同盟会系统发生过一些摩擦（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1209—1212页，中华书局1995年），马叙伦始终站在陈黻宸一边，这说明当时他与同盟会系统是有距离的。

有无加入同盟会是马叙伦早年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只有将其前因后果一一考察清楚，才能使我们的研究结论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之上，而这又有待于新史料的发掘与刊布了。（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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