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质交换人质
公社任命里果成立总安全委员会。一经任命，里果马上提拔自己人——大多是和里果一样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到三月的时候，里果已经抓捕到几位知名人士，主要罪名是他们和第二帝国的联系。
在和凡尔赛开战的当天（4月2日），巴黎公社颁布政教分离的政令，取消国家对教会的基金援助，教堂的财产充公。法律的最后一条规定评估教会财产，使得它们符合国家的安排。他们将古老的宗教信仰制度视为人类前进的障碍。大多数共和政体的人盼望政教分离，巴黎公社的人则希望教会毁灭。一天之内，总安全委员会已经将秘密行动计划筹备妥当。
巴黎公社的战士发动对凡尔赛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进攻的时候，他们侦查到牧师的寓所，甚至大主教的宫殿都有秘密会议召开，财宝被打包。阿兹卑夫·阿尔雅大主教和躲在自家花园里的Deguerry大主教很快被捕。这些逮捕好像和四月六日通过的人质法案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大主教并不是人质的上乘人选。1865年，大主教因为教会和国家关系的问题而遭到罗马主教的非难。四年之后，在梵蒂冈罗马教廷，他抨击有关罗马教皇绝对可靠的新教条。当时很多保守的天主教在凡尔赛坐镇，这些无疑是异端邪说。
民众对“人质理论”的发展显现出巨大的影响力。要求扣押人质的呼声不是来自委员会的代表们，而是来自报刊和巴黎东区的酒吧。人质法案就是对这些需求的回应。
当人质法案通过之后，里果的委员会制定了一项关于谈判和交换囚犯的政策。因为三月份巴黎武装暴动的时候，支持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总是反对执政府的最高主教、罗马教宗布朗基被凡尔赛政府收押。巴黎公社的达·科斯塔时年二十岁，他记得四月六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大家都觉得里果他们因缺乏经验而显得泰然自若，人们将很快被沉重的革命重担压垮。”会议设置了两个目标，一个是从凡尔赛政府那里获得正式的保证:任何囚犯不会被仓促地执行枪决；第二个目标是交换他们最著名的囚犯，甚至以所有囚犯交换布朗基。
达·科斯塔首先通过Deguerry和阿兹卑夫试探凡尔赛政府的意向。关在马扎斯监狱的阿兹卑夫在信中询问有关死刑的事。Deguerry则要求立刻终止所有死刑，他还警告说有进行恐怖的报复活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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