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学习过这些事件的人都会觉察到至少两件事。首先是所有参与者和事件本身有着特殊的隔离意味——报纸提供的新闻并没有迅速和有效地制止谣言和恐惧的散播。危机的每一阶段都打上了隔离的印记:政府和前线现实隔离，巴黎民众同时和政府及战场相隔离，其他省份和巴黎相隔离，巴黎城内的区相互隔离。挫折感和极端主义迅速产生。负责向大众提供食物的官员戏称这一现象为“疯狂的围攻”。
第二个危机是缺少中央政府。谁在发布命令？君主主义议会成立的第十五委员会事实上组成了第二个内阁，和共和国自己的政府相竞争。政府军队对巴黎的战争总体战略从麦克马洪四月接手指挥时才开始规划。
巴黎的情况更糟。在共和国撤退的一星期内，至少五个政治团体承认自己是政府。但是实际上执掌市政服务的国民自卫队中央委员会却拒绝承认自己是政府，它也没有核心的军事指挥权。
巴黎公社的街垒
“人质法案”
凡尔赛政府仓促执行死刑成为后面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凡尔赛政府的Vinoy将军（任职到1871年4月中旬）曾经下达过立即对逃兵和参加暴动的士兵执行死刑的命令。有大约24名士兵在冲突的第一个星期内被执行死刑。从一开始就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出现了21世纪众人熟悉的战争状态以及恐怖主义的模式:那些暴行并不是由前线的军队干的，而是由后方的人做出的。
散播在巴黎的谣言宣称，凡尔赛对囚犯仓促宣判死刑后，打死了十五人，一百人，甚至两百人。通讯在关键性的一天被切断。火车停止，邮政延迟。“任何人无法逃离巴黎，”《国家未来》抱怨道:“任何人也无法回到巴黎。对我们来说，凡尔赛和印度的加尔各答一样遥远。”
二十四小时内，部分阻隔被解除。但是，破坏已经造成。一个被称为“人质法案”的解决办法在巴黎公社委员会上提出讨论。它有意识地模仿恐怖主义法案——1793年9月颁布的“嫌疑犯条例”。两项法律都是紧急情况下由内部通过的。但是1793年法国与反法联盟的战争是国际战争，而1871年的战争仅仅局限于巴黎地区。此外，1793年法律没有直接和敌人的暴行相联系。
公社司法委员会在餐厅吃晚餐的时候起草了人质法案，还称这是神圣的镇定的考虑。部分原文如下:
“凡尔赛政府将参战者的人权踩在脚下践踏；憎恶甚至没有玷污过法国国土的入侵者是违法的…所有被指控与凡尔赛政府共谋的人应该被控告并收监:应该成立一个控告陪审团…；这个陪审团将在二十四小时内宣布判决；所有由这个陪审团裁定的控告拘留者都是巴黎人民的人质；任何战争囚徒或者公社的游击队员被凡尔赛政府执行死刑，巴黎公社将即刻对三倍人数的人质执行死刑。”
这个议案在四月五日夜晚讨论，在六号就正式变成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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