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斯维特兰娜和相识只有3个星期的美国建筑商人彼得斯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取名奥尔加。但彼得斯很快破产了，她不得不用一大笔钱替他还债。后来，她因不喜欢丈夫的生活方式，在孩子只有8个月时候，带着孩子离开了他。1973年5月，双方正式离婚。
1978年11月，斯维特兰娜取得美国国籍，并登记为美国共和党的党员。她高兴地说：“以前我在这里是客人，不能参与政治，不能提出批评，现在我可以投票了。”接着，她采取和过去进一步决裂的步骤，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兰娜·彼得斯。她说，她“不喜欢自己的过去，再也不想叫斯维特兰娜这个名字了”。然而，她承认来美国后生活坎坷不平，得到的是失望和误解，因此对美国又渐渐感到失望了。她说，过去“全然没有意识到，两个超级大国是如此相似，无论是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
1982年8月，她带着11岁的小女儿奥尔加移居英国，自称“希望和两个超级大国保持距离——从政治上，也从地理位置上”，说此后“只想过清清静静的生活”，继续著书立说，“不希望与任何记者谈话”。
1984年9月，斯维特兰娜决定返回苏联，并向苏联驻英国大使馆递交了申请书。同年11月，她带着小女儿奥尔加回到苏联。
斯维特兰娜之所以又戏剧性地返回苏联，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她十分想念留在苏联国内的儿女。1980年，她在美国时就说“为了在自由世界生活，我是作了一些牺牲的”，最大的牺牲是“失去了一双儿女”，和他们“可能永世不得相见了”，既不能通信，又打不通电话，连10岁孙儿的照片也没见过。1984年夏天，她在会见英国《观察家报》记者时又伤感地说：“想见见我的儿孙们。”第二，她对西方世界已感到“失望”。她在会见英国《观察家报》记者时承认，起初她“把自由世界理想化”，“沉醉在兴奋和满足之中”，但后来“就明白现实是怎么回事了”。她说，“刚到美国时，我有幸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我在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抛头露面，被局限在少数几个苏联问题专家和俄国历史学家的圈子里。我……后来不再受人欢迎”，“处在一种虚情假意之中”。她得出一个颇有哲理性的结论：“没有一个变节者是完全自由的。”她还认为，“美国国务院在说谎方面绝不比克里姆林宫逊色”。同时，她也肯定苏联有好的方面。她说：“在苏联这个社会里，千百万人享受着免费教育，有机会进入高等学府，也享受着公费医疗。”
1984年11月，斯维特兰娜回到苏联之后，又对记者谈及她回国的原因和目前的打算。她说，返回苏联“是我个人的决定，这一决定纯粹是感情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她说，她“曾几次决定回国。第一次是在纽约，当时我看到了关于俄国的影片《奥勃洛莫夫》。第二次是在英国，当时那里正在纪念盟军在欧洲的胜利”。她说：“所有这些年我都无法摆脱深深的内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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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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