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任穷作为一个地区或单位的主管，前后分管的地区、部门多，调动资源的权力也大，但他却没有为家乡、亲属办过任何事。他一再表示他个人没有权力违反原则办事。对一些人的不理解甚至抱怨，他都默默承受。从不请客的他所能做的，只是用自己的工资招待家乡来的客人。他在世时，一直要求我每年都定期拿出一部分工资贴补家乡有困难的亲属，资助有困难的孩子们上学。他去世后，我尊重他的心愿，仍继续用我的工资补贴有困难的亲属。青少年，尤其是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一直是他心中最记挂的。退休后，经他亲自联系，资助家乡建立起一座设施完善的希望小学。

任穷在不断变换的工作岗位上，几乎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与时间，和亲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出差在外，他常给我写信报平安。信虽短，却充满了对我和孩子们的关心惦念。任穷是位好父亲。对待子女，他从不娇惯，不给他们任何特权，让他们从小就没有优越感。他也不训斥孩子，总以鼓励引导为主，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他特别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和德育情况，细心地保存着记录了他们升学、入团、入党情况的家信。任穷也是个好丈夫。他工作忙，压力大，也有急脾气。但他从没对我红过脸，总是循循善诱。我文化程度不高，待人处世简单，他就常常从小事给我讲起，帮我提高。比如他告诉我出去不要夸人家的东西好，就是心里喜欢也不要夸，否则人家会给你送礼的。任穷处处以身作则，顾全大局，对我影响也很大。他多次支持我把提职提薪的机会让给别人。1981年，我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他任中组部部长，又支持我辞去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他一生坚守为国为民全身心地奉献，随着共和国的成长壮大，我看着任穷闯过了一个个创业的难关，开辟了一片片的新领域，我能体会到他的艰辛与心中的甘甜。作为亲人，能和他一起，为国家奉献绵薄之力，我是幸福的。

最后的遗愿，无尽的怀念

任穷退休后，对自己的一生认真反思，用了3年的时间写了60万字的回忆录，把自己的历史实实在在地写了出来。他在回忆录和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都多次检讨1959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同志的批评，尽管当年他是后上庐山的，讲的话也并不多。任穷表示过去“左”的做法不能全怪某一个人，每个人都需要反思。在回忆录中，他也对在反右斗争中被打为“右派”或“右倾”的二机部员工诚恳道歉。任穷说，写完回忆录，了却了我一件心事，我在党和人民的抚育下做了哪些工作，犯了哪些错误，对党和人民有了一个交代。

任穷很早就开始关注并忧虑我国生态和环境保护问题。上世纪60年代他在东北时就大力提倡植树造林、治理水土流失。80年代他多次考察西部榆林等地区，查阅资料，向中央写报告，呼吁植树防沙，改善生态环境；呼吁治理大江大河，不要让长江变成第二条黄河。1992年他得知自己患了帕金森综合症后，趁着脑子还清楚，写下遗嘱，再次呼吁改善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他在遗嘱中交待:“（我的）骨灰一部分在北京作为植树的肥料；另一部分送至河北省南宫作为栽树的肥料，以寄托我（对）抗日战争期间生死与共的冀南人民群众的深切思念。我曾多次建议要积极防沙植树造林，重视大江大河的治理，特别要抓紧长江中上游的水土保持和三北防护林带的建设，这正符合我以上的心愿。”在家里，任穷以身作则，从小事做起。子女们受父母影响，不管去哪儿，都注意做到节约用水，人走灯灭。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病榻上的任穷是非常痛苦的，而他时刻牵挂的却是我。他一再叮嘱女儿们要照顾好妈妈。2005年1月6日，病逝的前两天，三女儿刚进病房，已经说不出话的他就双眼直直地盯着女儿，发出“啊啊”的声音。他目光中深深的焦虑使女儿吃了一惊，一遍遍揣测地问道:“爸爸，你是要找医生吗？找护士吗？”他仍焦急地示意着。女儿突然悟到了父亲的心事，伏在他耳边安慰道:“爸爸，您是担心妈妈吧？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妈妈的。”他的目光马上平静下来，安详地合上了双眼。1月8日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任穷去世后，我本以为任穷一生低调，不会有多少人注意他，了解他。但没想到，人民网上有3万多条留言。读着这些催人泪下的留言，我和孩子们都感动万分。在解放军305医院灵堂，当我的轮椅从海洋般的花圈中穿过时，我不禁潸然泪下:任穷啊，你一生不收礼，你走了，不管你愿不愿意，人们送给你这么多鲜花和花圈。这些留言和鲜花是人民群众送给你的最重最深的大礼，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真切更实在更珍贵呢！

1935年，同志们给我介绍任穷时，就告诉我:宋任穷是个好人，好干部。70年的共同生活使我深切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和任穷结为夫妻70年来，不管环境怎么变，他对我始终如一，不离不弃。70年相伴相随，他的离去带给我的痛苦是语言无法表诉的。任穷不仅仅是我的好伴侣，更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用一生的言行为我和子女们树立了做人的榜样。能与这样的好人携手共度人生，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200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