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周总理让他从军队抽调一名中央委员加强地质战线的领导，他主动请缨。中央随即派他组建三机部（1958年2月改为二机部），负责领导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和开展有关工作。任穷白手起家，坚持抓两头:找铀矿和重用知识分子。他在接见新干部时说:“我叫任穷，到二机部上任，还有一个‘穷’字，请大家和我一道过穷日子，艰苦奋斗。” “我们艰苦奋斗拿出成果，是国家的光荣，民族的光荣，也是我们自己的光荣。”在二机部工作4年，全国的铀矿地质队、铀矿矿脉、坑道矿井，几乎没有他不曾去过的，最远他走到了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白杨河工地。无论在地质队或矿区，大漠或老林深山，任穷总是和大家一起翻山越岭，下矿井，一起住帐篷，排队买饭。他随时就地解决工人和地质员的思想问题和实际困难，制订调整方案。于1958年向国家提供了第一批铀矿工业储料。在苏联专家撤走前，任穷抓紧部署应变工作，想方设法减少损失。苏联终止合同撤走专家后，中国原子能事业并没有陷入混乱和停顿，而是平稳过渡到了自力更生的轨道。

1960年，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中央调任穷担任新成立的东北局第一书记。当时他心里真是放不下原子能事业，一心想干到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小平同志对他说:这是毛主席决定的，你还是去吧。他服从了组织决定，立即赶赴东北局工作。三年困难时期的东三省和全国一样，到处缺粮。初履新职，任穷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才能少饿死人。在1961年我把家搬到沈阳之前，他给我来信说，他去各地的公社、大队、村庄，甚至马圈牛棚，一一察看，有没有粮食，有没有饲料。他说东北老百姓太苦了，他的工作就是要老百姓不挨饿，要先搞代食品。第一要保证少死人不死人，第二要发展生产，除了公用地之外，要给群众一点自留地种菜种粮食，让老百姓有饭吃。体弱有病的牲畜，可以让老百姓领回去养。那些年，我和孩子们也和群众一样吃代食品，我还在院子里种菜。当时，党内对包产到户有不同意见，任穷没有参加争论，但他默默地去做，用一切可行的办法让老百姓能吃饱饭。他说:“生产上不去，农民的生活解决不了，老在贫穷线上生活挣扎，就不是社会主义。”任穷到东北的第二年，经过一系列的艰苦工作，不但粮食开始增产，以煤炭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也得到了初步稳定。到1964年，粮食、肉蛋、副食品就更多了。

在“四清”即社教运动中，任穷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大力宣传雷锋和铁人王进喜等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对待运动中“问题”干部的审查，他一再强调要慎重，“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也是他几十年在干部工作中一贯坚持的原则。他蹲过点的海城、金县三十里堡等地的干部农民都说，宋书记来咱这儿搞社教，白天晚上地干，带领咱们修梯田打井、治理水土流失、山顶上种树，半截腰栽果树。等“四请”运动过去了，咱这儿的苹果树一年结的苹果成千成万斤，这生活就有奔头了。在东北局工作的7年中，任穷很少在家，长年累月在基层。他走遍了东北三省的农村厂矿，了解农民和工人的生活、生产情况，提倡就地解决问题，绝不允许干部推诿拖延。

从1949年到文革前的十几年里，任穷的工作调动频繁，工作性质不断转换，充满了挑战，在他这一级干部中也是不多见的。为了不断地开拓新的工作局面，他常常从头学习，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制订政策，为此付出了全部精力和时间，就连周末和节假日也基本都在基层度过。任穷如此的努力和忘情于工作，我完全理解。无数同志为了今天，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们九死一生坚持到革命的胜利，不正是为了建设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

“文革”浩劫，共渡磨难

“文化大革命”中任穷被批判为“东北头号走资派”。1968年4月，我被押回沈阳，作为“走资派的臭婆娘”被关押揪斗、批判劳改。无论怎么批斗我，我一心想的是怎么能争取到他身边、共渡难关。1969年底，我终于去了盘锦关押任穷的部队农场。那里远离公路，一片荒凉，不见人烟。尽管“专案组”的人不离左右，我心里很愤怒，但我们总算“团圆”了。平时我拉风箱做饭，他去喂猪，农忙时收庄稼，晚上写交待材料，还常被拉到各地去接受批斗。我们吃水用水都要到很远的水塘，一瓢瓢地舀满桶，再自己挑回来。水塘坡陡，雨雪天泥泞易滑。一次我急着出门没来得及挑水，回来后发现任穷已把水缸挑满了。任穷已是60多岁，身体又不好，我知道他是心疼我，这更让我后怕与难过:“不让你挑水，你怎么挑了一满缸？要是一不小心踩滑了摔下去，人家会说你是投水自杀，你冤不冤啊！”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任穷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身体难以支撑。在京的3个孩子联名写信给周总理，要求批准父亲来京检查与治疗。1973年3月，周总理和才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批准任穷来京治病。任穷一到北京医院，邓小平、滕代远等许多老同志就来看望，谭震林还故意在医院走廊上大声喊:“老宋，你住在哪里？我看你来了！”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同志们的真情关怀使我们倍感温暖。黄镇夫妇来医院看望任穷时说，他们刚参加了一次外交工作会议，周总理在会上大声问黄镇:“你去看过宋任穷同志没有？”黄答:“还没有，正准备去。”总理说:“好，应该去看看宋任穷同志，你们以前都在一起工作的么。”总理以这种方式再次表达了对任穷的关怀，希望他能够早日“解放”出来工作。但这年9月，江青一伙人“勒令”我们一天也不许耽搁，从北京医院直接上火车返回辽宁。

在任穷挨整的岁月，虽然我们被严加看管，吃了不少苦头，但仍有不少人对我们表示同情或以不同的方式给予帮助，任穷都一一记在心头。譬如看管我们的警卫战士私下帮我们盘炕；有人悄悄地给我们传递消息；开批斗会坐“喷气式”时，有好几次站在任穷两边的人用膝盖顶在他臀部下面，让他能稍稍缓一口气。从北京回辽宁后，任穷常常头晕，腹部疼痛严重。农场的韩大夫不顾领导的警告，连续10多天来给任穷检查身体，发现他高压230，低压150多。韩大夫马上报告辽宁省革委会，但被批评与宋任穷划不清界限，不让他再来了。不久，在专案组监视下沈阳军区总院的一位主任大夫来看病。这位大夫敢讲真话，说任穷的病比原先反映的情况还严重，应该马上送沈阳住院治疗。他的建议未被允许，只能给任穷开了些药。任穷复出工作后，回到沈阳，特地把韩大夫夫妇接到住地叙谈表示感谢，并专程去沈阳军区总院看望并感谢那位敢于讲真话的主任医生。我们和患难时期支持帮助过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友谊保持至今。“文革”的磨难，再次考验了我们，从花甲到古稀之年，我们相互扶持，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