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复出，殚精竭虑

1977年，我国完成“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研制生产等3项重任迫在眉睫，而担当这些任务的七机部派性严重，科研生产陷于瘫痪。中央多次派工作组都不能解决问题。当年10月，中央决定由任穷复出任七机部部长、党组书记。当时，辽宁省委对任穷的审查仍维持错误的历史结论，尚未改正。而他也已年近70，由于“文革”中受迫害，身体很差，体重只有90多斤。任穷再次以国家利益为重，立即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

1977年10月至1978年12月，任穷在七机部工作的一年零两个月期间，科研生产和群众生活一起抓，把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他用落实政策、抓科研生产来平抑了派性，给知识分子增加了工资，为两地分居的上千户职工解决了工作调动。同时，还把三线职工的生活补贴、医疗保健、食品供应、吃水住房、子女上学和就业等实际问题提上日程，一一给予解决。1978年春节，他用一周时间走访了七机部在内蒙古的各个单位。当他要去距呼和浩特百余里之外的某基地看望时，遇到了暴风雪，大雪封山。他不顾自治区和当地领导同志的劝阻，坚持乘面包车前往。同年6月，任穷又去地处偏僻山区的川北基地考察，考虑到他身体状况太差，基地条件艰苦，水质也差，我坚持要同去照料。他同意了，但要我自付机票费。在达县、万源，他谢绝住在条件较好的县级宾馆，坚持住在三线基地。6月23日，因饮食不适他腹泻一夜，高烧达40°C。幸亏有我在旁细心照料，病情才稳定下来。事后，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部门或地区的负责人要经常下基层，身体很重要。年纪大了会力不从心，因此干部一定要年轻化。

老骥伏枥，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中央决定，由任穷接替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为了实现组织工作的拨乱反正，任穷日夜加班加点，病了还工作，发烧了就躺在床上听汇报。他规定批件不过夜，每天都要亲手批大量的文件和申诉历史遗留问题的信函，亲自接待来访，听取受害干部的申诉，和有关干部谈话，工作量相当大。任穷和中组部的广大干部们为平反冤假错案花费了很大精力。经上报中央，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张闻天、李立三等逝去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给被关押的王光美发去释放回京的通知，给在外地的彭真等许多老同志都发去回京通知。在抓紧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同时，中组部也把复查“文革”前遗留案件作为重点来抓。对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错化右派的问题，任穷就态度鲜明地提出:“改正错化的右派，就是改正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扩大化错误。无论哪一级组织或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了都要改。”

那时，任穷带领中组部人员不分节假日地加紧工作，晚间办公大楼常是灯火通明。尽管如此夜以继日地工作，短时间内仍无法为大批老干部做出复查平反结论。他想到自己曾经背着错误的历史结论当部长的情况，果断提出:“对一部分同志先分配工作，后做复查平反结论。”这样一来，一大批戴着各式各样“帽子”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1979年元旦春节期间，任穷多次到北京医院看望等待平反或分配工作的老干部。从一层到四层，他一间间病室地探望，许多老干部握着他的手流下热泪。他嘘寒问暖，谁有事情还没落实，他就记在本上，回来马上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老战友的遗属他始终牵挂在心，常去探望老战友的遗孀和孩子们。他说，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要为那些死去的战友们活着，做更多的工作，关心他们的家人。逐渐地，春节看望老干部和遗孀形成了“制度”。

任穷在中组部和中顾委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老干部离退休制度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他提出，老同志要重国家的兴衰，轻个人的进退。1985年6月25日，76岁的任穷找到老战友王震，一起联名给中央写了封信:“恳切请示中央，在9月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上批准我们不再担任中委，以腾出位子，让适合的年轻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央批准了他们的请求。1985年9月，任穷退居二线开始了中顾委的工作，直至1992年退休。

奉公为民，清正廉洁

任穷艰苦朴素，一生不收礼，不论礼品大小，对方是谁。几次拒绝之后，他工作的部门和社会上都知道了，就再也没人给他送礼了。他无论到哪里，从不接受请吃请喝，迎来送往。当年他离开二机部调赴东北局时，二机部部长刘杰要自己出钱为他饯行，被他谢绝。到了东北局也有人提出一起吃顿饭，他说:“咱们做工作不要吃这个饭，不要形成这样的风气。”下基层时，他严格要求按照出差规矩办，绝不允许大吃大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