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八年艰苦抗战

1938年3月上旬，任穷率领骑兵团和一个独立支队从太行山奔赴冀南，与东进纵队会合后，开辟平原抗日根据地。从此，他在冀南大平原坚持了极其艰苦的八年抗战。1942年，日寇“铁壁合围大扫荡”，冀南根据地被严重分割蚕食，损失惨重。当时任穷正在太行山治病，他提出要回冀南主持工作，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为了他的身体和安全，力劝他留在太行山。任穷说:“越是危险我越应该回去，老百姓知道八路军和共产党还在，就有了主心骨。”经刘邓首长批准，任穷带领200多名干部学员返回冀南。

1942年至1943年，是冀南抗战最艰苦的年月。日军经常组织大规模的“扫荡”、“合围”，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有的村庄距离敌人的炮楼、碉堡只有两三里路，敌人随时可组织袭击。战斗频繁激烈，又偏偏遇上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先是百年不遇的旱灾，入秋后白花花的盐碱地颗粒无收。旱灾又伴随着虫灾，蝗虫一来，如黑云遮天蔽日，顷刻之间寸草不留，冀南524个村的庄稼全被蝗虫吃掉。日寇还放水淹地，造成水患。灾荒过后痢疾、霍乱等瘟疫盛行，老百姓死人无数。有些地方尸横遍野，甚至成了无人区。在这样的情况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更加艰苦卓绝。没有食盐，大家就把盐碱地面的硝盐刮起来，放在缸子里加水熬了当盐吃，苦得难以下咽。没有粮食，任穷就带领军民开展生产自救。他和战士们一起拉犁耕地，4个人拉一张犁，每天耕3亩地。他身体不好，累得一再吐血，一条腿前面全烂了，但他仍坚持下来。

到了1943年，日寇的“扫荡”更加频繁，一年大小战斗4000余次，平均每日达10多次。为了保护干部，主力部队暂时撤回太行山。刘邓首长多次指示任穷把区党委和军区领导机关撤到平汉铁路以西相对安全的地方，但任穷和几位领导坚持不撤。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走遍村村县县，布置工作，发动群众，和冀南军民咬紧牙关，坚持抗战，一起度过最艰难的时期。冀南老乡都认得他的马，说只要看见宋政委的马，我们就知道他还在，我们就有了主心骨！ 冀南百姓亲切信赖地给了他们一个称呼:“咬牙干部”。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我们有3个儿女饿死病亡。大儿子出生7天就夭折了；二女儿平原在一次日寇大“扫荡”中饿死了；灾荒中出生的三女儿适荒1岁多时也饿死了，我忍不住大哭一场，任穷说，今后我们谁也不要再提适荒。最让任穷一辈子念念不忘的却是血洒冀南大地的广大指战员和地方党政干部，和那些在战争与灾病中死去的无数百姓。仅在1942年至1943年，就牺牲了肖永智、袁鸿化、桂承志等70多名军队和地方干部。每当任穷追忆起129师七分区政委肖永智，都非常悲痛与惋惜。肖永智15岁参加红军，政治军事上都过硬，是难得的栋梁之才。肖本已接到去太行山党校学习的通知，但新婚的他却向任穷坚决请求带队打完关键的一仗再走，不想竟在战斗中牺牲，年仅27岁。任穷万分痛心，说如果当时我下个死命令让他去学习，他也就去太行山了。任穷暮年，仍清楚地记得牺牲在冀南战场的团以上干部的姓名。我曾随他去了冀南、山东、陕北等地烈士陵园、一一祭拜牺牲的战友们。我理解任穷，他是以一生的忘我工作来替烈士们还愿。

在和日军相持的几年里，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防止意外牺牲，我军多在夜间行动。任穷一直严格要求部队，天不亮不许进村扰民，不管下雨下雪，队伍都要在村外等待天亮，老乡起床。初到冀南时，老百姓听信敌伪宣传，不敢接触我们，大姑娘都躲藏起来。后来，老百姓亲眼看到八路军秋毫无犯，很快就对我们亲如一家了。常常是头天知道我们要来，就把房子腾出来，还特意留下当时格外珍贵的盐。冀南百姓生活那么苦，但他们对八路军的支持却是全心全意的。任穷常常教育孩子们，我们一辈子都不能忘记老区百姓对军队的支持，是他们用血汗和生命支持了我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就没有抗战和革命的胜利。

1944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穷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消息传来，他不敢相信，以为电台播错了。说来难以置信，任穷作为长征干部，自到瓦窑堡被派往红28军起，一直战斗在前线，没有去过延安。直到1983年，他才和我一起去了趟延安，了却了他几十年的心愿。

不畏艰难、勇挑重担

任穷是个老实人，为人处事一贯稳重虚心，善于团结人，不拉帮结派，不计较个人得失。老战友们，甚至比他年长、资历比他高的同志，如陈云、陈赓等都亲切地称他为“宋大哥”。因为他的品德和能力，哪里的工作艰苦棘手，需要开拓局面，组织上常会派他去干，所以任穷一生工作调动很频繁。

1949年，随着解放大军迅速推进，全国解放指日可待，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急需建立一套有序的城市管理办法。任穷在1949年至1952年短短3年里分别担任过安徽、南京与云南的主要负责人。1952年，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国家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任穷又被任命为西南局第一副书记；1954年又调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至1956年，为加强军队正规化建设，中央决定对革命战争时期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员进行授衔和授勋，要求一年内完成“要求高，难度大，时间紧”的这两项重任。任穷作为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负责授衔和授勋的具体工作。工作量最大、难度最高的是平衡排队。任穷曾对我说，想不到几十年南征北战，最难干的却是这两项任务。他和同志们日以继夜地工作，终于使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正规化授衔和授勋工作圆满结束。